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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一场胜利，因为它明确判定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向敌人提供过情报。戈尔金认为，判刑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他说，从司法部长下面这一段话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被释放，他们将在街头遭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杀。由于安德烈斯·宁失踪的丑闻，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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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当然为审判的结果欢欣鼓舞。［521］“这一切让那些斯大林主义诽谤专家的脸往哪儿搁？”《工人时代》问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托派法西斯’组织，‘与盖世太保携手行动’，一年半来这些话已经成为斯大林分子宣传的基点。‘罪名’蓄意捏造，‘证据’无中生有，并且通过成千上万个报纸专栏和成千上万本小册子无耻地在全世界散布。如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审判中洗清了这些‘罪名’，无中生有的‘证据’也被法庭否定了，被一个内格林政府的法庭否定了。斯大林分子现在将会怎么办？他们会收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无耻诽谤吗？……会不会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的那样，不顾已经发生的一切，他们将继续他们的诽谤宣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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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证明，共产国际难以接受审判结果。在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他认为判决“令人不能容忍”，因为“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40]审判结果也让西班牙共产党深感失望，但是，它在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了最为明智的做法，它没有公布判决书，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及其流亡的那些年，它也不再指责它的对手是“托洛茨基”的代理人和佛朗哥将军收买的“叛徒”。[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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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将出版的）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记述了审判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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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们还会记得，设立间谍和叛国罪法庭的法令颁布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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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工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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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下列报刊资料中可以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范围有所了解：《独立新闻》（巴黎），《新领袖》（伦敦），《社会主义呼吁》（纽约）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胜利或死亡》，第14—18页。后面这本珍贵小册子的部分书页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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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翰·麦戈文议员《西班牙的恐怖》，第5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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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麦戈文《西班牙的恐怖》，第14—15页。这封信的西班牙文原文见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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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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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工人时代》（呼吁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发出的）。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号《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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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工人日报》（彼得·克里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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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4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独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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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尔迪·阿克尔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华金·毛林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毛林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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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西班牙的间谍活动》西班牙文版的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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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霍尔迪·阿克尔和我试图查明其身份的努力毫无结果。见胡佛研究所“霍尔迪·阿克尔，就马克斯·里格尔的身份与博洛滕的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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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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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值得注意的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喉舌《劳动报》的负责人阿图罗·佩鲁乔战后在墨西哥告诉我，该书中复制的许多剪报是他提供的。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给阿萨尼亚、马丁内斯·巴里奥、内格林和孔帕尼斯等人写信，抗议逮捕并且杀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及其同情者，同时抗议出版马克斯·里格尔的这本书。关于这封信的详情，见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61和61a档案柜。这封信的一份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从巴塞罗那国家监狱寄出的信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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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号《斯巴达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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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人了解到的情况。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西班牙共产党人把他介绍给我并且陪同他到我们的寓所来看我和我的妻子格拉迪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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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难以见到的小册子《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人》中可以看到这封落款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的信的影印件。其复制品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在信中为“上周六[当时她与胡安·内格林一起到白宫做客]您对我显示的仁慈和好客”向埃莉诺·罗斯福表示感谢。这封信里有一段值得详细引述的内容：“您认为总统的难民事务顾问委员会有可能提出西班牙流亡者的问题吗，要不然，有可能另外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西班牙问题的类似的委员会吗？请原谅我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确信，在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帮助下，可以制订出某种具有建设性的计划，一项筹集资金并且利用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促进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民主政策的计划。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许多流亡者在所有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中都是些最有威望的人。他们的言论和作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必须给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的机会。”考虑到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丈夫的回忆录所证明的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九四〇年初我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拜访过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及其同为共产党员的丈夫、前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我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她仍然与埃莉诺·罗斯福通信联系，因为她请我邮寄一封给后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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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全文见安德烈斯·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5—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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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审判的情况，见阿尔瓦和施瓦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出版）；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576—598页；《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67—289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51—266页；另请参阅霍尔迪·阿克尔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号《远方》和一九四七年七月号《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以及埃玛·戈德曼（她出席了审判）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号《先驱》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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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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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其他攻击，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一月一日和二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剑》（共产党军队的一份报纸）的增刊（这期增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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