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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前进［523］报》声称：“对于希望把这场斗争限制在反封建的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来说，共产党的政策最为有利。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它断言，共产党人想以过度侵犯忠于共和国政权的小农场主的合法利益为借口，破坏集体农庄的建设性成果。“保护现有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是一回事，……但是，这与通过消灭集体农庄产生一个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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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上旬，无政府主义报纸《思想报》声称，“恐怖和死亡”正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当中蔓延，“特别是在集体农庄中蔓延”。[3]几周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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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回忆说：“即使共产党人不用武力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农庄，……他们也会派遣大批铁杆支持者，以需要肉类供应军队为借口，抢走集体农庄的牲口。……[他们的]目的是，像在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下一样，不容反对地控制一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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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农庄的攻击既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又打击了农民的士气，因为，随着攻击活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顶峰，许多地方的农业工人放弃了他们的收成。于是，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六月初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帮助集体农庄避免“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并在本农业年度承认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6]西班牙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在评论这项法令时忽略了只是暂时给予集体农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它肯定地说：“[该法令]给予……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7]不过，正如在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乌里韦部长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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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法令为集体农庄提供的保护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直接的目的。不过，农作物刚一收割完毕，不祥之感立即卷土重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卡斯佩成立，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与革命史写道：“阿拉贡地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帮助下，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一种无政府主义专制。……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强制推行集体化，该地区盛行的抢［524］劫、犯罪和骚乱在工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严重的不安。为了平息工人的骚动并在不使用‘可恶的’政府标签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统治更冠冕堂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发明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一套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官僚警察机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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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据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民兵部队对食物和牲畜的无节制征用已经非常严重，大有把该地区“完全变成废墟”的危险。他说，这迫使委员会不得不禁止民兵部队负责人在未经其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征用物资。“我们希望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规定，以避免出现获得自由的人民敌视其解放和解放者那种可悲尴尬的局面，避免出现人民竟然被其一直向往的革命弄得倾家荡产那种令人痛心的情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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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份陈述成立地方委员会的正当理由的报告中，华金·阿斯卡索说，阿拉贡地区的三个省缺乏各种管理机构以及该地区部分被“并不是全都遵守必要和应有的纪律”的民兵占领造成了某种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预示着后方经济崩溃、前线战争失败的危险。由于这些原因，他接着说，有必要成立一个承担以前的管理部门所行使的全部职责的机构，“一个在组织和功能方面充分满足当前形势需要的机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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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只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组成，并且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行事。“一个全部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自治权力机构的成立不可能使一个由所有党派的代表组成的中央政府感到满意。”塞萨尔·M.洛伦索——他是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我们应当记得，后者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之前一直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写道，“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哪里是由一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机构控制的。……于是，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成为共和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选中的攻击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其斥为乔装打扮的独裁机构，并且指责它搞地方分裂主义。[11]反对的声音非常普遍，就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洛伦索补充说，这些领导人认为，委员会的成立不仅给他们加入政府的努力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而且委员会本身也“不合法”，因为它是在未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没有得到任何全体会议或例行代表大会的批准。他断言，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头脑迟钝认识不到他们的“独断专行”所造成的问题。他们知道，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政府的授权。“著名的工联党[12]领导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伟大朋友贝尼［525］托·帕冯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公开要求承认委员会的合法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尊。他向他们解释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彻底改组委员会，因为，如果激进左派的优势受到大肆宣传的话，西方列强不会援助共和派。他使他们相信，必须保留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表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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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同意让其他组织的代表加入，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承认。[14]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把下面这些关键职位保留在自己手中：主席、社会治安委员、宣传委员、农业委员、经济委员、运输委员和物资供应委员。[15]虽然共产党人得到了两个位置，他们却无法接受一个在农村开展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并对小业主和佃户的财产实行集体化政策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机构。[16]不过，只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毗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势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位分别被胡安·内格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取代之后，摆脱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解散这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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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在敌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方面意见一致，于是，七月十二日，一项解散委员会的法令送交阿萨尼亚总统签署。总统像通常一样胆小怕事。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力量在阿拉贡地区占据优势。[17]不过，内格林在八月六日向他保证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同时表示希望“在不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18]在一个月前的七月四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落的鼓舞，阿萨尼亚曾经问内格林何时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他已准备采取行动，”总统在日记中写道，“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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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声称，委员会的“非法”行为“令人毛骨悚然”。[20]不过，从解散委员会的法令来看，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受政府的权力管辖。“由于权力扩散的影响，”直到八月十一日才颁布的这项法令的开头写道，“阿拉贡地区……比其他任何地区遭受的损失都要大。……政府认为，只有解决阿拉贡地区的权力危机才能达到其集中控制权力的目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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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贡地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堡垒，而且他们控制的五个师中有三个——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师，它们分别是以前的胡韦特、杜鲁蒂和阿斯卡索纵队——驻扎在这个地区，因此，必须秘密行动并把法令颁布的日期推迟到实际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八月五日，普列托把第十一师——这是人民军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共产党人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召到国防部来告诉他，政府决定派一支有能力执行政府决定的军队去阿拉贡地区。“普列托对我说，”利斯特证实，“我的任务没有书面命令，完成任［526］务也不报道；它是我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秘密；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我认为有必要清除的一切，而且不必因循官方或者法律程序。”[22]由于利斯特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23]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普列托是在与共产党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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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说，他制订了一个开展“心理攻势”的计划。他进行炮轰卡斯佩郊区的步兵演习并在大街上检阅坦克部队。这个计划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利斯特写道，“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结果，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24]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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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人民以难以形容的热情为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而欢呼，”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尤其是农民。”[26]但是，第二十六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挥官里卡多·桑斯描绘的景象却并非如此欢天喜地。他声称，第十一师攻占了卡斯佩的办事机构并且逮捕了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强行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它对所有村庄采取严厉措施，攻打集体农庄。它抢占了集体农庄的所有财物——牲口、食物、农具和房屋——并且残酷地镇压迫害集体农庄的成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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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杜克是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两名共产党人成员之一，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对委员会激进的农业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在他看来，利斯特的措施过于严厉且没有必要。[28]委员会的另一名共产党人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穆迪看法相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利斯特在阿拉贡地区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他可以更加慎重地采取行动。结果，他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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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在巴塞罗那秘密出版的一期《人民之友》报道说，利斯特在卡斯佩宣布：“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农庄将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报道接着说：“斯大林分子的法西斯心态已经牢牢控制了与我们形同手足的那个地区。这是令人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拉贡地区的整个革命成果如何被苏联的代理人毁灭殆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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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声称，在他回到巴伦西亚以后，普列托“极尽其阴险伪善之能事”，开始大声训斥他，以致等候室里三四十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你在阿拉贡地区干了什么？你杀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现在要你的［527］人头。我必须把你的人头给他们，否则的话，另一场内战就将爆发。”利斯特否认枪毙过任何人（这与阿尔穆迪的说法相互矛盾，阿尔穆迪告诉我，“利斯特杀的人并不多”。[31]），并且同意释放囚犯。“普列托仇恨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同样仇恨共产党人。他还是一个战争结局失败论者。他的计划如果成功将一箭双雕：他将在共产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挑起一场新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两个组织将互相残杀，另外，他将按照他的想法结束[对佛朗哥的]战争。”[32]但是，对于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需要普列托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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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是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指挥的阿拉贡前线东路军的参谋长，据他说，普列托的表现符合其开展“一场反共攻势”的计划，“从那时起，这一计划日趋明朗”。[33]正如事态发展将要证明的那样，这千真万确。同样千真万确的还有，据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党组织书记何塞·杜克在利斯特扫荡该地区一个月之后说，一些从当前形势中获益的共和派和社会党人告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应当对攻击他们的行动负责。[34]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企图把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毫不费力便识破了其最危险的对手的诡计。“共产党员利斯特指挥的第十一师被派往[阿拉贡地区]执行镇压和惩罚行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说，“……它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集体农庄，而且还要激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们的暴力反抗或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哗变，以便进行最大规模的镇压。我们各级认真负责的委员会镇静而自信的表现防止了一场灾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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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显示，驻扎在阿拉贡前线、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第二十七师的部分部队参加了攻击集体农庄的行动。[36]既然如此，人们可能感到奇怪，无政府主义民兵的三个师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部队劫掠阿拉贡地区时按兵不动。我们应当还记得五月事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的那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他曾“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离开前线去巴塞罗那。莫利纳说，第二十八师的第一百二十七旅“斗志高昂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我能让战士们相信的是，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我应当前往巴伦西亚通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他还要去见内格林，如果“疯狂镇压”不停止的话，他将在回来之后发动进攻。他在到达巴伦西亚之后发现，全国委员会忙于“给会员证盖印章”，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将彻底终结全国劳工联合会影响力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接着，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内格林，后者“把时间都浪费在谈论鸡毛蒜皮的琐事上”，直到总理看着［528］表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站起身来走近内格林，有点局促不安地说：‘请原谅我，总理先生，我们还没有说明来访的目的。……如果不立即结束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我们的部队将采取行动，……这很可能意味着战争结束、总理下台、共和国灭亡。’”内格林对莫利纳说，他“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他将下令立即释放全国劳工联合会囚犯。“明天上午我将亲自去前线了解情况，”他说，“如果有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它们将会得到纠正。”得知会见内格林的情况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情况令人满意，因此，它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出所料，内格林并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去阿拉贡，”莫利纳注意到，“但是，逮捕停止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囚犯被释放，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动减少了。不过，他们仍然达到了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再一次不战自败——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被解散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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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当镇压和破坏集体农庄的行动仍在进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向阿萨尼亚总统投诉。几乎不能指望他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听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诉苦后，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他“理智地”建议代表团，应当去向政府投诉！阿萨尼亚注意到，三名代表中的一名要求内阁中的代表权，而另一名代表则表示，他们不想担任内阁中的任何职位。阿萨尼亚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要求不受迫害，因为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东西要‘有所了解’和尊重。他们一再提到‘同志们’的失望和不满，[并且说]如果另一起类似五月事变的事件发生，他们和平平息事态的努力可能就没有用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赢得战争，但是，如果这种迫害政策一定要造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毁灭或屈服的话，……那么，最好大家同归于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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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话给人以不祥之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布哈拉洛斯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基层组织代表全体会议上仍然“决定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39]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内心深处因政治挫折、意识形态约束以及在与政府合作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备受煎熬，希望可以通过重新加入内阁来挽救革命。塞萨尔·洛伦索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希望与内格林合作，因此不愿引起可能破坏他们的关系的严重冲突”。[40]这显然反映了他父亲的想法。八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书记戴维·安东纳宣布，各地区委员会一致同意“向共和国政府提供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它们的生产组织和生产工具”——因为这是支持政府的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行使参政的权利”。[41]但是，政府认为离开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可以运转得非常好，因此，以其没有考虑当时的“时机”为由拒绝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的姿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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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拉贡地区的镇压行动继续进行。在颁布解散阿拉贡地［529］方委员会的法令的同一天，政府任命前委员会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正式身份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曼特孔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共产党的同路人。用恩里克·利斯特的话说，他是“一个聪明、强悍、自信而且勇敢的人”。“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接着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43]不过，据阿萨尼亚说，曼特孔并不总是像利斯特喜欢的那样言听计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阿萨尼亚在日记中作了下面这段批注：“利斯特[向曼特孔]建议，他应当把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处决[带到郊外处死]。他拒绝了。‘这种花招过于明显。’他对我说，‘我枪毙了他们之后，[利斯特]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表明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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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曼特孔确实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了共产党，[45]但他并非言听计从的同路人的典范，这一点得到了何塞·杜克的证明。在八月十七日提交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杜克指责曼特孔“过于拘泥法律条文”而且“经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他不满地说，首席行政长官对于“收缴后方的武器，与间谍、奸细[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之类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决定性的有力”关注。[46]尽管出现了这种指责，在第十一师和突击卫队两个连的协助下，曼特孔继续无情地进行利斯特开始实施的消灭集体农庄行动。里卡多·桑斯回忆说：“这个被共产党狡猾地操纵着的卑鄙小人指挥了最终消灭集体农庄的行动。……他野蛮地迫害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和革命者，说他们在革命初期的行为过于暴力，……他[还]解散了剩余的所有集体农庄。”[47]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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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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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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