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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拉贡地区的镇压行动继续进行。在颁布解散阿拉贡地［529］方委员会的法令的同一天，政府任命前委员会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正式身份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曼特孔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共产党的同路人。用恩里克·利斯特的话说，他是“一个聪明、强悍、自信而且勇敢的人”。“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接着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43]不过，据阿萨尼亚说，曼特孔并不总是像利斯特喜欢的那样言听计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阿萨尼亚在日记中作了下面这段批注：“利斯特[向曼特孔]建议，他应当把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处决[带到郊外处死]。他拒绝了。‘这种花招过于明显。’他对我说，‘我枪毙了他们之后，[利斯特]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表明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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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曼特孔确实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了共产党，[45]但他并非言听计从的同路人的典范，这一点得到了何塞·杜克的证明。在八月十七日提交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杜克指责曼特孔“过于拘泥法律条文”而且“经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他不满地说，首席行政长官对于“收缴后方的武器，与间谍、奸细[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之类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决定性的有力”关注。[46]尽管出现了这种指责，在第十一师和突击卫队两个连的协助下，曼特孔继续无情地进行利斯特开始实施的消灭集体农庄行动。里卡多·桑斯回忆说：“这个被共产党狡猾地操纵着的卑鄙小人指挥了最终消灭集体农庄的行动。……他野蛮地迫害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和革命者，说他们在革命初期的行为过于暴力，……他[还]解散了剩余的所有集体农庄。”[47]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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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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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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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最多样、最奇特的实验是在阿拉贡地区进行的，在那里，为了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肯定使用了最暴力的手段；在那里，一项明显错误的政策严重撕裂了农村的经济。在共和国政府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首席行政长官试图通过解散集体农庄消除农民群众心中深深的忧虑。这一措施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它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首席行政长官颁布的法令保护下，对集体农庄不满的人——考虑到建立集体农庄所采用的手段，他们的不满有充分的理由——攻占了集体农庄，抢走并且瓜分了收获的农作物和农具，他们没有考虑那些并非通过暴力或者强迫手段建立的、繁荣兴旺的、成为一种组织典范的集体农庄，例如坎达斯诺斯的某个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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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首席行政长官的目的是要纠正不公并使农村的劳动者相信，共和国在保护他们，但是，结果与所预期的正好相反。这一措施只是加剧了混乱状态，暴力手段仍在实施，只不过这一次是由另一方实施而已。[48]因此，田间耕作几乎完全停止，四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为播种进行翻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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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和反动地主的死亡舞蹈导致了阿拉贡地区农业的崩溃。”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指责道，“没有进监狱的集体农庄成员不是受到迫害，就是逃往其他地区避难，或是寻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为下一季农作物翻整土地的时候到了。因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小地主没有亲手耕种他们所占有的土地的能力。[另一方面]，被夺走了土地的农民——不妥协的集体农庄成员——拒绝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耕种土地，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绝受雇于人挣饭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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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在西班牙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土地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何塞·席尔瓦强调指出，“整个农村几乎没有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必须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振奋农民的精神，我们必须通过共产党的土地委员会这样做。”他接着说，因为解散集体农庄而造成的这种状况“严重而且危急”，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这种状况破坏生产”。[51]仅仅就在几天前，共产党控制的土地改革阿拉贡地区办事处承认，“大部分村庄的农业生产陷于瘫痪，给我们的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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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行动造成的局面确实令人非常担忧，因此，为了挽回局面，它不得不再次改变它的政策，恢复了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何塞·席尔瓦说，“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531］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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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拉特斯认为，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的镇压行动对他所谓“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影响的完整资料，但是，出席一九三七年在阿拉贡地区召开的两次集体农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的对比仍然是耐人寻味的：在集体农庄遭到破坏之前的二月，五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在集体农庄被解散、共产党继而转变政策之后，当时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已经恢复，两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判断：“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很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其拥护者的诚意。他们已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是不畏一切灾难的集体主义者。不过，认为在第二阶段放弃了集体化的那些人全都反对集体化则是荒谬可笑的。恐惧、官方的压力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地影响了阿拉贡地区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决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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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经济形势在共产党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之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因破坏集体农庄并镇压其追随者而引起的敌意和怨恨绝没有完全烟消云散。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也不会彻底被根除，这种幻灭感削弱了阿拉贡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斗志，它肯定是导致阿拉贡前线在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佩拉特斯写道：“集体农庄再次得到承认。抓进监狱的人被释放出来。集体化运动继续进行。为新的播种季节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一次收获庄稼的是佛朗哥。一九三八年春天，整个阿拉贡地区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部分地区将被法西斯军队所侵占。任何人都不可能玩弄使一条战线及其后方士气低落的花招而不受惩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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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面的叙述部分根据本书第二十四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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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进报》对里卡多·萨瓦尔萨的采访，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本书第二十四章更详细地引述了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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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思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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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青年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报纸其他关于攻击集体农庄的报道的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道路》。塞萨尔·M.洛伦索说，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数百个集体农庄遭到彻底的破坏”，以致“土地荒芜，房屋烧毁”，而且，“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的“残暴”超过了利斯特（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0页）。利斯特从不否认他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枪毙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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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的西班牙革命回忆录》，第105页。关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巴伦西亚地区攻击集体农庄的情况，见奥罗拉·博什·桑切斯广征博引的著作《劳动者总工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306—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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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关于这项法令的更多内容，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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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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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62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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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应当予以记述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激进的革命行为不仅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而且遭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费利克斯·卡拉斯克尔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攻击韦斯卡附近的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集体农庄并且利用该党喉舌《战斗报》开展了一场针对集体农庄的“诽谤活动”（费利克斯·卡拉斯克尔，《阿拉贡的集体农庄：一种自我管理、保证未来的生活》，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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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会熔炉报》刊登的文章《从七月到七月》，收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见第9—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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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这里，地方分裂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由主义行政管理制度，它建立在将国家领土划分为独立或者不设中央管理机构的小型行政区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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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战之前，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意见相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成员安赫尔·佩斯塔尼亚试图使全国劳工联合会进入政界和议会的活动没有成功，工联党是他建立的一个分裂出来的小党派。一九三六年，安赫尔·佩斯塔尼亚是议会里仅有的一名工联党议员。工联党在内战期间的作用无足轻重，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佩斯塔尼亚去世后。由佩斯塔尼亚的朋友和同志安赫尔·马利亚·德·莱拉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传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画像》）一九七八年在巴塞罗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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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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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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