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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共产党这种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普列托对其采取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共产党人玩弄花招赶下台之前不久开始采取的行动。被共产党在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及其势力的日益壮大所激怒，普列托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布了一道部长令，禁止在空军、陆军和海军中进行鼓动军官和士兵加入某个特定政党或工会组织的宣传。“上级建议或者只是暗示下级改变其党派或工会归属将被认为是一种胁迫行为，”命令表明，“因此将导致违规者的降级，并且不影响追究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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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对外新闻司司长、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不许外国记者把关于普列托命令的消息发往国外。“我必须压下这个消息，因为它将造成不良的影响。”她在内战结束之后告诉我，“普列托迫使我不得不辞职。”[15]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路易斯·费希尔声称，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通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帮助她得到了这个工作，如今，他又竭尽全力劝说普列托和内格林让她复职。“不太容易找到她的替代者，因此，共和派在国外的宣传将蒙受损失。”他向普列托恳求道。“[这]应当由内格林决定。让他按他的想法办吧。”普列托以异乎寻常的随和回答道。[16]结果，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恢复了职务并在几个月后被当时的外交部长、左翼［540］共和派人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对外新闻司司长。[17]“普列托仇恨我，”她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说，“因为他认为我对伊格纳西奥加入共产党起了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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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报纸为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官兵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大声叫好时，[19]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抨击那些“不满现状的人”，不是去查找共产党赢得大多数战士支持的原因，而是“忙于进行各种猜测，从而认为这种支持不正常，谁知道是用怎样的施压胁迫造成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欺骗”。《工人世界报》接着说，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对于人民的英雄儿女没有好感，他们认为那些积极加入共产党的人“是软弱的人、变节者，不能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必须记住成千上万最英勇的战士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些自由的军人任凭自己被胁迫的说法。那是幼稚可笑的。事实是，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现在并不是想说，其他党派和组织没有为斗争竭尽全力，但是实际上，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共产党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出现在前沿阵地和最危险的地方。”最后，这份报纸问道，共产党的发展危害了谁？“肯定不是社会党人，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两党合二为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这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共同愿望，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无政府主义组织也没有受到危害，因为我党的发展壮大意味着人民阵线的巩固加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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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并不害怕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反对其谋求支配地位，引自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证明了这一点：“党明确认识到一件事：它必须进行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以扩大并加强它在军队、警察和各个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加强党的地位……是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我们决不能失去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占据的任何位置，我们必须继续占据新的位置。”[21]这个建议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要求西班牙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并且消灭民主政治的一切因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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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阵线为幌子，共产党人毫不停顿地继续从事劝诱人们改换门庭加入共产党的活动，这使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命令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所谓的“一纸空文”，这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实际上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23]命令发布两个月后，普列托的喉舌《社会主义者》指责前线在分发某些报纸时表现出来的偏心以及给予那些［541］报纸读者的偏爱。[24]《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它以大字标题写道：“只有执法队才能消除……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它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用破坏性的卑鄙手段和最吸引人的权利干扰我们的士兵之间融洽而且愉快的关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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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普列托发布的命令，还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提出的未必治本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吓住共产党人。“我们的所有同志务必记住，”热情之花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任何命令和限制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了人民阵线的利益开展旨在提高广大士兵政治觉悟水平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不认为随便什么人就可以把这一命令解释成为一种用来限制士兵政治权利的措施，这不利于人民军。显然，这是我们大家希望避免出现的情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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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反对军队的政治化，普列托于十月五日发布了以下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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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军队首长和军官参加具有政治性质的公众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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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样，禁止他们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或者发表广播演说。因在未经国防部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表对军队首长或军官的采访而违反这一命令的报纸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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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经国防部专门许可，不得举行阅兵式或军队游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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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事态发展的这一转折欢欣鼓舞，赞扬新的国防部长试图“将某些政治势力对军队造成的破坏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敦促他“以不可动摇的力量采取行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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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鼓励普列托，因为，除了两项禁止在军队中鼓动改变政治信仰和进行政治宣传的国防部行政命令之外，普列托还试图纠正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这一状况。我们应当记得，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逐出政府前夕曾经试图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他没有成功。当时他发布了命令，要将那些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临时委派但其任命和级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全部解职。尽管这一措施在卡瓦列罗离开国防部后被束之高阁，但是，在能够确定其政治身份之前，普列托拒绝批准对数百名政治委员的任命。他不批准这些任命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热情之花十一月十三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时宣称，国防部长拒绝批准“任命数百名自内战爆发以来具有模范斗争经历的政治委员”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这导致“那些在前线牺牲的政治委员境遇悲惨，使他们的家人处在极度的痛苦中，因为他们的任命没有得到批［542］准”。必须纠正这种状况，她接着说，所有政治委员都要明白，无论他们的任命是否得到正式批准，他们应当作为政治委员继续工作，“因为，军队最强大的战斗力取决于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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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高级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普列托提出了政治委员这个棘手的问题。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对战时高级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现在它由胡安·内格林、何塞·希拉尔、比森特·乌里韦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组成。普列托在内战结束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回忆说，他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与政治委员的政治身份有关的统计数字。他说，这些数字显示，与那些共产党根据其相对兵力委任为政治委员的党派成员人数相比，正式登记为共产党员的政治委员的比例“不知要高多少倍”。他告诉内格林，除了正式的共产党员之外，有许多政治委员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还有一些政治委员直接用“劳动者总工会”掩盖他们的政治身份。[30]“作为我在大家面前所作上述分析的结果，我建议，通过在各个政党和工会组织中间公平地分配职位，重新建立政治平衡。……比森特·乌里韦强烈反对这个合理建议，于是，你支持他的否定意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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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没有因这一反对而退缩，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发布了一项限制政治委员级别的命令，至少就士兵来说，担任连、营和旅的政治委员受到这一限制的影响。在实施这一限制所影响的人当中，最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利斯特的第十一师政委、二十四岁的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和热情之花二十七岁的情人、马德里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普列托用社会党人费尔南多·皮纽埃拉取代了后者。[32]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普列托的命令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属于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委员：“许多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委员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尽管他们年纪轻轻，却担任着大部队的政治委员，部队的编制不小于旅，而且，从军事叛乱爆发之初起，他们就自觉自愿地投入了战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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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弗朗西斯科·安东免遭降职——从马德里前线（那里驻扎着几个军）的督察委员降为战事不激烈、公众不关注的特鲁埃尔前线的旅政治委员——的羞辱，同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专门作了努力，但是，普列托拒绝让步，因此，安东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职位。“事实是，某个政治委员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并且加入作战部队而不能再对两三个军指手画脚，”普列托后来评论说，“由此引起的喧嚣实在是幼稚可笑。”[34]“安东离开共和国最大一支军队的政委职位加入了一个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赞扬安东的文章中写道，“这样做时他面带开朗真诚的微笑，他的微笑在最悲惨的时刻激励着我们。”[35]然而，以政治局为靠山的安东并没有向他的旅指挥部报到，［543］最终，“因为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仍未前往第五军第四十七师第四十九混成旅就任”，普列托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将他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36]被除名之前，在未经普列托许可的情况下，他以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的平民随员身份出现。[37]罗霍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说：“普列托认为我是你们的工具。”[38]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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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防部长的举措让总政治部主任、亲共产党的社会党人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感到不安，他问接替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39]是否认为共产党可能对普列托作出某些让步。“胡里奥先生，”卡斯特罗回答道，“你的问题让我感到意外。当党认识到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的存在恰恰取决于它在政治上对军队的控制时，你相信它会允许别人夺走它的控制权吗？不，胡利奥先生！党将与普列托进行斗争，就像它与卡瓦列罗斗争一样。”“我认为，为了安抚普列托和社会党，我们应当作出某些让步。”德尔巴约反驳道，“毕竟，我是一名社会党员。”卡斯特罗最后的回答是：“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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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共产党政治局的一次特别会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参加了这次会议，据卡斯特罗说，他受到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粗暴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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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接替一位政治局委员[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对你来说不意味着什么吗，德尔巴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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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同志，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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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巴约同志，……如果你问卡斯特罗同志他怎么看你说‘我认为’的那些话，他会尽职尽责地说：‘你的认为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党的认为、党的要求、党的考虑。……是这样吗，卡斯特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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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迪亚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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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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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德尔巴约同志，……不！如果卡斯特罗对党产生过瞬间怀疑或者与党有瞬间分歧，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代表党出现在总政治部。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当你对卡斯特罗同志说话时，忘掉卡斯特罗同志吧。你是在对党说话。普列托反对共产党。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不要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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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共产党总部后，德尔巴约对卡斯特罗说：“与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极好的学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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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十一月十八日，普列托解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任命温和派社会党人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接替他。[42]［544］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除了将大量军衔较低的政治委员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这些人的名字列满了《共和国官方公报》和《国防部官方日志》[43]——之外，普列托还撤销了一些有名的共产党或亲共产党政治委员和军官的职务，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五团的缔造者、现任利斯特第十一师第一政委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44]普列托亲自任命的运输委员会主任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45]人们同样熟悉的前国防部副部长的战术参谋、现在波萨斯将军手下担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46]以及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路易斯·多波尔托。[47]科登承认，普列托将他撤职是因为他参加了一次纪念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政治集会。[48]我们应当记得，普列托掌管国防部以后，他重新任用了迪亚斯·滕德罗和科登，这两个人都是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撤职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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