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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现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像其前任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普列托绝不会成为他们的棋子，因此，撤换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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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37—38页。这件事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证实，他把它写进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那天的日记，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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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20页。关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加入共产党的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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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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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社会党议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向我这样形容的，他非常了解拉莫内达，将其描述成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最大的欲望是控制人”（一九七九年我在旧金山对阿方索·金塔纳—佩纳的采访）。另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认为拉莫内达是“非常聪明正直的人”（见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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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12页。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拉莫内达说：“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必须实现行动的统一，而且必须实现组织的统一。但是，我们首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共同行动的考验。”（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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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务必牢记，拉莫内达是一个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老练政客，在共产党内和社会党内都是这样，共产国际初期，他曾担任西班牙共产党内务秘书的职务（见本书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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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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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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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共产国际简史》，第443页。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陶里亚蒂通知共产国际，“社会党领导人[对两党合并]的抵制仍然非常坚决，我这里指的是社会党温和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卡瓦列罗派顽固地反对两党合并”（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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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战刚一爆发，玛格丽特·内尔肯就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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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第1—4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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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五年勒鲁执政期间，西班牙语增加了“斯特拉佩洛”这个词。当时，一名荷兰投机商说服某些政府部长批准了一种被称为“斯特拉佩洛”的新型轮盘赌，据说这种轮盘赌保证盈利。丑闻曝光以后，这个词进入西班牙语，表示黑市或者任何不正当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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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延安方式》，第202—203和210—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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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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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库埃纳瓦卡对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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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56—460页。正如费希尔指出的那样，她的自传《辉煌不再》没有提到她离开对外新闻司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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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辉煌不再》，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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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对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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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前进报》（卡瓦列罗派）；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九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和三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卡瓦列罗派）；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和九月五日《社会主义者》（普列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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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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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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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陶里亚蒂的这一段话应当为所谓“真正的分享民主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琼·巴思·厄本在她的著作《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从陶里亚蒂到贝林格》中认为，陶里亚蒂真诚地希望在西班牙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见第122—123页。她根据引自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3—134页）而不是根据本章注释21中我引用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问题的那一段内容，对陶里亚蒂的想法作出了使人产生错误判断的解释：“最令人关注的事情是缺乏那些使广大群众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在目前的西班牙，议会几乎不代表任何人。……省市行政当局自上而下组成。……人民阵线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出现了工厂委员会，但是，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由工会领导人从上面指定，建立工厂委员会都很困难：在我看来，它们通常是由上面指定的。在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组织的工会中，几乎没有什么民主。……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脱离了群众的控制。” “陶里亚蒂显然没有注意到向一九三七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提交一份这样的报告所具有的讽刺意味。”厄本评论说，“不过，这只是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他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及其对于苏联现实的幻想。”（厄本，《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第122—123页）实际上，陶里亚蒂认为，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民主是共产党渗透工会和其他地方权力机构的一种手段。在对陶里亚蒂关心的所谓“真正的分享民主制”作出任何判断之前，有兴趣的读者应当认真研究一下他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向莫斯科提交的那些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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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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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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