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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分歧暂时被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缓和，因为两个敌对工会之间的斗争终于可以结束了。“在与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未来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中，”《红色阵线报》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动员人民并且巩固其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明白这一点，[因此]面对团结的敌人在可耻的绝望中可能玩弄的一切花招，他们准备捍卫无产阶级的团结并且加强人民阵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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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萨尔和多明格斯既是全国委员会成员，又是执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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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能确定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是自己选择辞职还是被迫辞职的（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和七月十六日《巴伦西亚通讯》以及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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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一份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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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一份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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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本书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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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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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伯内特·博洛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电讯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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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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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55页。虽然这部历史著作具有反拉尔戈·卡瓦列罗倾向并且偏袒支持作者的一方，但是，它的大量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弥足珍贵。据这本书护封上的介绍，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是内战期间最后一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是四十年来这个工会组织大部分档案的看管人，而且肯定是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档案的看管人，人们可以说，是他挽救了这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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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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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红色阵线报》几天前报道说，当一些联合会表示愿意将拖欠的会费交给司库时，它们被告知，“因为没有登记表”它们不能这样做（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红色阵线报》和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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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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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55页；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社会熔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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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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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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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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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真理报》。另请参阅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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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巴伦西亚通讯》上的宣言。我没有找到任何由左派资料来源提供的证明这一点的准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与一九三七年五月召开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有关的统计数字的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投票支持拉尔戈的十四个联合会代表了九十三万名会员，而投票反对他的二十四个联合会只代表了六十五万名会员（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一卷，第1052页和第1061页，注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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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执委会的组成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真理报》和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第二卷，第664页。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这次楼梯选举的描述，见其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发表的演说，载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劳动者总工会与内战》，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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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内战爆发前几年，罗德里格斯·维加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转而效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是印刷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Gráfica Española）的书记，该联合会的主席是拉蒙·拉莫内达（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根据我个人得到的可靠消息（来自前社会党人议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和巴伦西亚的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后者关于社会党的知识广博），罗德里格斯·维加深受拉莫内达的影响，而拉莫内达在内战期间遵循的则是一条微妙的亲共产党、亲内格林的路线。无论如何，罗德里格斯·维加在内战最后一年的亲共姿态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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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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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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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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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国际新闻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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