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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是否曾以极端的方式下令放弃特鲁埃尔以便除掉普列托仍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城市的失陷使他们开始了驱逐他的行动。正如他们曾经发动的诋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在民间暗中散布卡瓦列罗“愚蠢”、“无能”、“虚荣”、“老迈”之类的流言蜚语——那样，他们也是采用他们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败坏普列托的名誉。“整个前线和后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埃尔南德斯说，“‘普列托是个投降派’，‘普列托不想让苏联飞行员参加我们的战斗’，‘普列托说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把仗打下去是愚蠢的’，‘普列托为了逃往英国要求英国政府派一艘驱逐舰’，‘普列托以加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力量为借口，打算把共和派控制的整个中南部地区让给佛朗哥’，等等，等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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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利用特鲁埃尔的失陷除掉普列托，”埃尔南德斯声称，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刚刚火速去了一趟莫斯科回来的斯特凡诺夫带回了明确的指示并且发表以下讲话支持[佩德罗]：‘“家里”[莫斯科]的同志建议，用新的后备力量补充军队可能延长抵抗的时间。[16]这就能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以便引发一场可能改变战争全貌的世界性冲突。抵抗！抵抗！抵抗！这是“家里”的指示。……你们认为在普列托掌管国防部的情况下有可能这样做吗？’”[17]提出这个问题纯粹是为了产生语言效果，因为，正如陶里亚蒂所说，普列托的悲观情绪是全力抵抗政策的主要障碍。[18]他说的当然不错，因为普列托的悲观主义众所周知。空军司令和普列托曾经的好友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以后告诉我，他不得不经常警告国防部长，不要当着下属的面发表悲观言论。他说，“普列托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悲观主义者比一个不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更有价值。他说话像个悲观主义者，但做事像个乐观主义者。这是他的矛盾性格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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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的悲观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九三七年五月，内格林政府组成几天之后，他拒绝发表广播演说。“向西班牙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内阁，“任何人都能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无论我怎样努力试图隐瞒［574］我的想法，对于我的听众来说，它们总是显而易见。”[20]还有一次，他的悲观情绪让他考虑向德国宣战。五月三十一日，为了报复对参与国际巡逻计划的德国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的轰炸，德国海军炮击了共和国的阿尔梅里亚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普列托建议对德国舰队实施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即使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进而点燃一场欧洲战火也在所不惜”。“我的内阁同僚和政府首脑认为我的主意是蛮干，”他证实，“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建议，他看不到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他说，西班牙的半个国家正在与另外半个国家作战，后者不仅得到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的帮助，而且得到其余欧洲国家冷漠态度——如果不是敌视态度的话——的帮助。“通过向德国宣战，”他接着说，“我试图找到一种利用国际冲突的解决办法，因为，面对意大利和德国公然侵占西班牙领土的危险，西方国家有可能决定进行干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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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认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希望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22]普列托的建议将会受到莫斯科的欢迎。情况并非如此。据埃尔南德斯说，内阁会议因等待应邀前来主持后半程会议的阿萨尼亚总统暂时休会，休会期间，共产党的机器“在五分钟之内全部运转起来寻找‘对策’。柯多维拉前往苏联大使馆。陶里亚蒂来到巴伦西亚附近一个名叫埃尔贝达特的小村庄，在那里的一个隐藏在美丽柑橘林中的‘农庄’，苏联代表团设立了一个功率非常强大的电台，它通过这个电台与法国和莫斯科直接联系。……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普列托向德国挑衅’”。声称自己像普列托一样认为战争是“一场毫无希望的痛苦”的埃尔南德斯说，他“非常失望”，他的良心在服从莫斯科与忠于西班牙的矛盾情感中挣扎，不过，服从莫斯科的意识占了上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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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顺便说一下，对“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实施轰炸的是一名苏联飞行员（Г.К.利文斯基）。这是共和派的苏联空军顾问Г.普罗科菲耶夫少将透露的。“我有机会与他一起飞行过几次。”少将在二十八年之后写道，“[利文斯基]是一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没过多久，直接命中德国战列舰‘德意志’号证明了他的技能。”[24]显然，人们不能根据这一陈述毫无疑义地断定利文斯基是奉克里姆林宫的具体命令对当时在伊维萨岛沿海抛锚的“德意志”号进行了轰炸，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问题出现了，有意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莫斯科为什么要反对普列托的建议？答案也许是，看到英法两国对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作出了谨慎和不安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可能断定，如果采纳普列托的建议，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肯定将会导致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大幅度增加，而英法两国的不干［575］涉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同时，这样做还会被指责为蓄意在西欧点燃战火。谈到专门设立的不干涉委员会在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当天召开的一次会议，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写道：“委员会应当提出抗议，……[但是]所谓‘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怕得要死，以致整个‘不干涉’闹剧立即像一座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25]实际上，决定英法两国外交官行为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怀疑。五月三十一日，英国大使要求德国外交部长“不要帮助赤色分子把西班牙内战扩大成为一场世界战争”；[26]六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美国大使说：“苏联政府似乎想让英国为它火中取栗，于是，一旦德国与英法两国打起来，苏联不会受到怀疑，使它可以比较从容地隔岸观火。”[27]这暴露了英国政府的真实想法。法国政府同样满腹狐疑。据德国驻巴黎大使说，听说社会党政府总理莱昂·布鲁姆告诉苏联代办，“此类事件的重演将会遭到法国政府最严厉的反对，这将造成一种非常严峻的局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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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斯科反对普列托轰炸德国舰队的建议，它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他本人公开承认的其悲观情绪的影响，只要他不是那么桀骜不驯，它可以容忍他的悲观。更让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是他削弱共产党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的决心。[29]在认为他的悲观性格“众所周知而且有时接近失败主义”的同时，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承认，他对国防部的管理“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使正规军非政治化的倾向构成了他工作中最消极的一个方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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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醒读者回忆埃尔南德斯的以下陈述，这一段陈述有关共产党对担任国防部长之前的普列托的看法，曾经在前面的某一章里引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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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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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因此，特鲁埃尔的失陷为向国防部长发动一场全力进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和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普列托越来越期待通过调停结束内战。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曾经多次进行过试探，[32]但是，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因而确信将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佛朗哥将军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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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特鲁埃尔失陷五天后，热情之花首先向普列托开火。欧塞维奥·西莫拉一九三六年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编辑部里做撰稿人，后来到教育部担任埃尔南德斯的政治秘书，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对于热情之花——她认为普列托禁止政治委员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措施是一种针对共产党人的恶毒政策——来说，特鲁埃尔军事行动的失败是一个可以轻松地使国防部长名誉扫地的机会。”[33]没有对普列托指名道姓，也没有提到人们所知赞成调停的其他社会党或共和派人士的名字，热情之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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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失败主义言论并且声称我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无能之辈和胆小鬼，他们为上帝点燃一根蜡烛，接着为魔鬼点燃另一根，他们一只脚站在这里，另一只脚站在叛军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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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战士不是为了保护地主和银行家的特权上前线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女人把她们的儿子贡献出来不是为了回到旧的奴隶社会。……那些企图毁掉我们的人民在英勇牺牲的十九个月中所赢得的革命成果的人没有资格谈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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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政治部实行……将那些因英勇行为受到嘉奖……并且享有士兵信任的政治委员撤职的政策时，……只是被赢得战争从而打败法西斯的愿望所激励的我们必须说，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政策继续下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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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几天时间里，共产党人对普列托的攻击毫不放松地持续进行，当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闪电般地向地中海沿岸推进，谁也不知道共和派军队将溃退到哪里为止时，这种攻击加大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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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六日，在一种大难临头的气氛中，法国大使埃尔里克·拉博纳拜访了内格林，他告诉后者，他的政府愿意充当西班牙内战的调停人。同一天，大使向巴黎报告说，内格林政府中赞成调停的那些成员主要依据的论点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势不可挡，以致外界无论提供什么帮助，共和派也没有获胜的希望。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是在还来得及时放弃抵抗，“因为，对于捍卫理想甚至生存来说，调停为共和派提供了可能出现的最好机会”。另一方面，拉博纳报告说，内格林总理的答复是，西班牙人民以前表现出来的顽强抵抗精神将为国际形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争［577］取时间。内格林说，调停注定要失败，因为，即使佛朗哥同意，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会强行否决，所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动摇军队的信心，削弱后方的士气。“这时，”拉博纳叙述道，“总理情绪激昂、目光炯炯地大声说：‘抵抗没有犹豫的余地！我可以控制局面。无论反对抵抗的人可能担任多高的职务，他们都将受到镇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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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有传言，”前巴塞罗那市市长、现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卡洛斯·皮·苏涅尔回忆说，“和平问题将被提出，一些部长将要求，应当开始进行谈判，尤其是普列托。由于这些传言，而且仿佛执行一道口令似的，军队的电报纷纷发到总理办公室，要求发生动摇的部长辞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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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把拉博纳的建议和他要继续战斗到底的决定告诉了内阁。没有人提议为和平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意见占了上风。“只有伊鲁霍[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部长][37]……提出，应当研究军事形势，以便在确信失败不可避免时，我们可以减少因延长一场无望的战争而造成的痛苦。至于[外交部长和阿萨尼亚总统在内阁的代言人]希拉尔，……他提出，不应彻底拒绝法国的建议，因为一旦出现了这种需要，它可能会受到欢迎。”[38]普列托会后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希拉尔的忠告缘于法国大使对他进行的一次拜访，大使“表示愿意为共和国总统及内阁的撤离向他提供一艘军舰，作为回报，建议我们让我们的飞机飞往法国的机场，让我们的舰队驶往[突尼斯的]比塞大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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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内格林所暗示的我们可以等待法国战争物资的到来抱有幻想？”普列托严厉地评论说，“从法国大使的建议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政府认为我们死路一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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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休会之后，下午六点，内阁由阿萨尼亚主持在佩德拉尔维斯宫重新开会。不出所料，总统提出了和平谈判的问题。他指责政府拒绝了法国的建议，然后问这些政府部长，他们是否考虑过，“不把通往谈判的大门关上更加慎重，因为，一旦政府首脑的乐观判断不能实现，我们将会需要它”。[41]阿萨尼亚知道普列托像自己一样悲观，因此要求他报告军事形势。国防部长回答说，军队“士气低落”并且“开始丢掉武器弹药全线溃退”。[42]他的话只是充实了阿萨尼亚的论点：战争已经失败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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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投降的谣言开始流传，共产党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突击卫队为先导，经过巴塞罗那的主要街道向佩德拉尔维斯宫前进。热［578］情之花回忆说：“共产党把巴塞罗那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要求政府继续抵抗。”[44]苏加萨戈伊蒂亚注意到，示威的“施压目的”显而易见。[45]第二天，《红色阵线报》宣称，“代表我国全体工人和成千上万英勇战士”的巴塞罗那工人阶级“……群情激昂地表明了他们的意愿：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把胆小鬼、动摇分子和叛徒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这份报纸报道说，餐饮业工人联合会成员关闭了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其他团体的同志们走进影院和剧院，劝说里面的观众出去参加示威游行。”[46]正如普列托后来所说，这次“示威是通过清空剧院和电影院组织起来的，因此，无论观众愿意与否，他们都要参加游行，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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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示威者在一片混乱中冲进佩德拉尔维斯宫的花园时，开会的部长们听到了“打倒叛变的部长！”“打倒国防部长！”的叫喊声。[48]苏加萨戈伊蒂亚证实，普列托对他说，他确信，“为了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并“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以防阿萨尼亚表现软弱”，内格林建议共产党人举行了这次示威游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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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不满地说，这场示威是背着它们组织的，而且事实上是直接针对它们的。“邀请共和派各政党参加示威实际上将意味着毁掉一切。”他补充说，几天前，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为成立它们自己的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从而首先在人民阵线之外采取了行动”，这提出了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这一问题。“所有这一切肯定得到了共和国总统的授意，是为发表反对内格林、支持投降的宣言作准备。三月十六日的示威游行把共和派带回了现实，使这些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投降，离开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实际上，自从三月十六日以来，人民阵线重新开始运转，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共和派的官方立场已经改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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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陶里亚蒂不满地告诉莫斯科，它对示威的支持转瞬即逝。他报告说，它派代表参加了向内格林提出示威者的要求的委员会，但是，第二天的《工人团结报》对示威活动只字不提。“这部分可以用通讯不畅来解释（与党联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几乎整夜都在党的总部躲避轰炸，因此无法向报纸的编辑传递消息），部分可以用无政府主义者常见的口是心非及其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来解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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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副部长、总理的支持者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证实，内格林事先知道示威活动。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接到内格林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告知，一场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正在组织，他已经亲自予以批准。“没［579］过多久，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比总理更加直言不讳：‘有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它将安排一个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和事佬担任政府首脑。……他们不能允许内格林被暗箭所伤，因此，由于他们相信人民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他们决定采取主动组织示威活动支持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示威应当与内阁会议同时进行。’”社会党资深人士、普列托的支持者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对此反驳道：“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实际上，示威的目的是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不是！”共产党人回答说，“示威的目的是要防止五十万共和派爱国者被割断喉咙。”他们的论点不可抗拒。社会党执委会指派比达特代表社会党参加示威活动。“我们一直对共产党人不满，”科尔德罗满腹牢骚，“但是，我们只能跟着琴师的曲调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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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德拉尔维斯宫，比达特与内格林进行了下面这番交谈：“你看到一场组织得这么好的‘自发性’示威活动高兴吗？”比达特开玩笑地问道。“请相信我，”内格林答道，“为了避免出现无条件投降的危险，我们必须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高兴我来了。”比达特回答说；接着他问：“你认为阿萨尼亚可能[投降]吗？”内格林回答道：“与他在七月十八日时一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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