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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把拉博纳的建议和他要继续战斗到底的决定告诉了内阁。没有人提议为和平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意见占了上风。“只有伊鲁霍[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部长][37]……提出，应当研究军事形势，以便在确信失败不可避免时，我们可以减少因延长一场无望的战争而造成的痛苦。至于[外交部长和阿萨尼亚总统在内阁的代言人]希拉尔，……他提出，不应彻底拒绝法国的建议，因为一旦出现了这种需要，它可能会受到欢迎。”[38]普列托会后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希拉尔的忠告缘于法国大使对他进行的一次拜访，大使“表示愿意为共和国总统及内阁的撤离向他提供一艘军舰，作为回报，建议我们让我们的飞机飞往法国的机场，让我们的舰队驶往[突尼斯的]比塞大港”。[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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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内格林所暗示的我们可以等待法国战争物资的到来抱有幻想？”普列托严厉地评论说，“从法国大使的建议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政府认为我们死路一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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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休会之后，下午六点，内阁由阿萨尼亚主持在佩德拉尔维斯宫重新开会。不出所料，总统提出了和平谈判的问题。他指责政府拒绝了法国的建议，然后问这些政府部长，他们是否考虑过，“不把通往谈判的大门关上更加慎重，因为，一旦政府首脑的乐观判断不能实现，我们将会需要它”。[41]阿萨尼亚知道普列托像自己一样悲观，因此要求他报告军事形势。国防部长回答说，军队“士气低落”并且“开始丢掉武器弹药全线溃退”。[42]他的话只是充实了阿萨尼亚的论点：战争已经失败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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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投降的谣言开始流传，共产党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突击卫队为先导，经过巴塞罗那的主要街道向佩德拉尔维斯宫前进。热［578］情之花回忆说：“共产党把巴塞罗那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要求政府继续抵抗。”[44]苏加萨戈伊蒂亚注意到，示威的“施压目的”显而易见。[45]第二天，《红色阵线报》宣称，“代表我国全体工人和成千上万英勇战士”的巴塞罗那工人阶级“……群情激昂地表明了他们的意愿：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把胆小鬼、动摇分子和叛徒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这份报纸报道说，餐饮业工人联合会成员关闭了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其他团体的同志们走进影院和剧院，劝说里面的观众出去参加示威游行。”[46]正如普列托后来所说，这次“示威是通过清空剧院和电影院组织起来的，因此，无论观众愿意与否，他们都要参加游行，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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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示威者在一片混乱中冲进佩德拉尔维斯宫的花园时，开会的部长们听到了“打倒叛变的部长！”“打倒国防部长！”的叫喊声。[48]苏加萨戈伊蒂亚证实，普列托对他说，他确信，“为了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并“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以防阿萨尼亚表现软弱”，内格林建议共产党人举行了这次示威游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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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不满地说，这场示威是背着它们组织的，而且事实上是直接针对它们的。“邀请共和派各政党参加示威实际上将意味着毁掉一切。”他补充说，几天前，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为成立它们自己的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从而首先在人民阵线之外采取了行动”，这提出了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这一问题。“所有这一切肯定得到了共和国总统的授意，是为发表反对内格林、支持投降的宣言作准备。三月十六日的示威游行把共和派带回了现实，使这些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投降，离开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实际上，自从三月十六日以来，人民阵线重新开始运转，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共和派的官方立场已经改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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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陶里亚蒂不满地告诉莫斯科，它对示威的支持转瞬即逝。他报告说，它派代表参加了向内格林提出示威者的要求的委员会，但是，第二天的《工人团结报》对示威活动只字不提。“这部分可以用通讯不畅来解释（与党联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几乎整夜都在党的总部躲避轰炸，因此无法向报纸的编辑传递消息），部分可以用无政府主义者常见的口是心非及其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来解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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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副部长、总理的支持者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证实，内格林事先知道示威活动。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接到内格林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告知，一场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正在组织，他已经亲自予以批准。“没［579］过多久，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比总理更加直言不讳：‘有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它将安排一个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和事佬担任政府首脑。……他们不能允许内格林被暗箭所伤，因此，由于他们相信人民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他们决定采取主动组织示威活动支持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示威应当与内阁会议同时进行。’”社会党资深人士、普列托的支持者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对此反驳道：“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实际上，示威的目的是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不是！”共产党人回答说，“示威的目的是要防止五十万共和派爱国者被割断喉咙。”他们的论点不可抗拒。社会党执委会指派比达特代表社会党参加示威活动。“我们一直对共产党人不满，”科尔德罗满腹牢骚，“但是，我们只能跟着琴师的曲调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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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佩德拉尔维斯宫，比达特与内格林进行了下面这番交谈：“你看到一场组织得这么好的‘自发性’示威活动高兴吗？”比达特开玩笑地问道。“请相信我，”内格林答道，“为了避免出现无条件投降的危险，我们必须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高兴我来了。”比达特回答说；接着他问：“你认为阿萨尼亚可能[投降]吗？”内格林回答道：“与他在七月十八日时一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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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一样，阿萨尼亚对通过妥协解决问题抱有的希望被一场群众示威粉碎了。尽管如此，当全面胜利看起来就在眼前时，佛朗哥将军不会考虑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此外，据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与内格林完全保持一致，所以“不可能实现体面结束内战的和解，原因很简单，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佛朗哥不接受其他结果，也就是说，他要消灭共和派军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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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之后不久，阿萨尼亚在一封信中写道，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他一直竭尽全力争取达成某种和解，因为，打败敌人的想法是一种“天方夜谭”。他肯定地说，没有哪位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重要的大使不知道他的立场。“当极端分子在佩德拉尔维斯宫外边举行反对共和国叛徒的示威时，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把总统斥为失败主义者的日子，那是指责总统打算策划一场秘密交易（un pastel）的日子。今天，他们当中没有人在意，如果交易成功了会怎么样。”[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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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塞罗那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号召下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但是，在当地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人们对血战到底是否明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亲眼见证了这种令人痛苦的两难困境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面对特鲁埃［580］尔的得而复失以及叛军随后对阿拉贡、莱万特以及加泰罗尼亚等地区的侵犯，“一些民兵开始自问，牺牲是否换来了什么，牺牲究竟为了什么”。他说，两种倾向引人注目：“[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倾向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倾向，……为了逃避怀疑的折磨，前者在内格林全力抵抗的麻醉剂中寻找需要的乐观因素，后者则试图通过有计划地不断抵制反革命诱惑挽救自己的名誉，甚至……认为一九三八年年中将实现停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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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一次演说可以明显看出，在代表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开始蔓延的幻灭感和困惑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在该组织三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上宣称，战争已经失败了，因此，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利用其影响力从社会党人和共和派的失败主义论调中得到好处，“不再有意无意地按照苏联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进行一场毁灭西班牙的战争，让自由主义运动为一项貌似我们自己的事业而流血——的规则行事”，争取实现体面的和平，“这样的话，我们将拯救大量生命，使我们的人免遭深重的苦难，进而可以在比我们继续进行虚张声势的抵抗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重建我们的运动”。[56]最后，与会代表决定，“全力支持国防部长，通过对军事力量来一次整顿，终结共产党人的支配地位”。[57]这个决定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虽然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承认自己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支持，[58]但他没有提到“整顿军事力量”。的确，几乎难以想象普列托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即使是在陷入绝境的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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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久前与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了联合协议并与共产党人一起举行反普列托示威游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让西班牙共产党感到不安。“巴斯克斯采取了一种暧昧的立场。”陶里亚蒂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要求内阁组成保持不变，除非把工会代表扩充进去。也就是说，他维护普列托，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59]这种意外的转变让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大吃一惊，其中包括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这位出席了在巴塞罗那召开的那次全国会议的代表记述说，示威游行之后不久，巴斯克斯转变了立场，他提出，全国委员会应当告诉普列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继续留在国防部”。[60]这种摇摆不定和前后不一是巴斯克斯在整个内战期间的行为特征，与西班牙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形成对比，后者确切地知道它想达到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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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斯克斯给予国防部长以短暂的支持，普列托的政治生涯此时已经日薄西山。在同时发表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和胡安·内格林［581］的喉舌《先驱报》的一篇题为《顽固不化的悲观主义者》的文章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对国防部长进行了猛烈攻击。[61]虽然他使用了“胡安·本图拉”的笔名，作者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普列托表示：“如果这是正常时期，……我会立即提出辞职，因为，按照我的内阁团结的概念，……我认为教育部长对我的攻击不能接受。但是，当前的形势不允许我辞职。责任把我与我的职务捆绑在一起。出于自愿放弃责任，即使理由非常充分，那也相当于临阵逃脱，而我不会临阵逃脱。因此，我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但我知道，从现在起，我是在没有权力、不受尊重的情况下担任这一职务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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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列托无须作为国防部长继续忍受各种羞辱，因为，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此时已经得出了与西班牙共产党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一场惨败，必须解除普列托的军事领导职务。”[63]尽管总理承认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普列托则坚持认为，他被迫屈从于共产党的要求。[64]“撤换你担任的国防部长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独自作出的。”内格林在写给普列托这位以前的良师益友的一封信中说，“三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夜间，经过艰难痛苦的内心斗争，我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当时，由于你杰出的辩才、你的人格、你习惯性的戏剧化表现，而且由于你的职务所具有的权威，你以最灰暗的绝望语气对事态发展所作的描述使我们的内阁同僚彻底灰心丧气了。”[65]显然，内阁中不再有普列托的位置，因为，像共产党人一样对这场内战最终将会融入一场欧洲战火抱有希望的内格林再也不能容忍一个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人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在几年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内格林声称：“已经有人不断提到，我将普列托[撤职]的决定是外界施加压力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不是事实，绝对不是事实。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我。我以我国战争死难者的名义向你们发誓，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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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召开了一次社会党领导人会议并在会议上宣布，他不能再让普列托继续留在国防部了，因为后者是“一个应当被枪毙的失败主义者”。他还说，他希望[阿萨尼亚的心腹好友]希拉尔主动辞职，像普列托一样，希拉尔正在告诉所有人，战争已经失败了，“因而不可能得到来自国外的任何援助”。陶里亚蒂补充说，社会党领导人“授予内格林重新组阁的自主权”。[67]这时，普列托对社会党执委会的影响力下降到了谷底。从这时起，许多众所周知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内格林派”，尽管有时他们的忠心值得怀疑。在告诉普列托它决定支持内格林时，社会党执委会表达了适当的歉意。“实际上，”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说，“你继续留在国防部几乎［582］是一种羞辱，但是，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除了接受这种牺牲之外我们别无选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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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政府的组成仍在进行讨论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也在讨论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共产党应当撤出它在政府中的两名部长。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共产国际认为，这样一来，“由于击破了西班牙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诽谤人民阵线政府的宣传运动中所使用的给其贴上共产党标签的论点，共和国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坚持认为，“从政府中撤出它的部长将不被人民所理解，也不会加强共和国的地位，尤其是在特鲁埃尔失陷之后投降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它断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部长的存在更有必要。[69]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说，政治局的主要异议之一是，离开共产党的支持，内格林和德尔巴约（他将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内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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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告诉政治局，共产党退出政府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相信，共产党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即使在夺取政权相对容易的西班牙，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我们将使英法两国与苏联的关系得到加强。如果希特勒决定发动战争，他将不得不与苏联和民主国家同时作战。”[71]埃尔南德斯说，他反对这种策略。“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对我党和内格林怀有仇恨和敌意。”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写道，“内格林只有完全依靠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才能控制政府。从政府撤出我们的部长将意味着抵抗政策的消亡。”[72]埃尔南德斯的反对得到了陶里亚蒂的证实：“埃尔南德斯以一种绝望的腔调反对说：‘这将意味着失去一切。’”[73]尽管如此，仍然达成了某种妥协：埃尔南德斯一个人退出，留下比森特·乌里韦作为代表西班牙共产党的唯一一名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时他仍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说，共产党代表人数的减少再次证明了“国内外某些人的奸诈，他们利用目前存在的对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企图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当中引起猜疑、制造分裂，从而使世界舆论产生共产党在国家机器中来势汹汹的印象。我退出政府显然证明事实正好相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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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特鲁埃尔战役》中，可以看到对这场战斗最生动的记述。另请参阅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伊·马森中将的《西班牙解放战争：阿拉贡战役和特鲁埃尔战役，193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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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法国驻巴塞罗那武官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报告说，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应归功于“空军的压倒性优势”。他估计，民族主义者拥有四百五十至五百架飞机，共和派只有一百至一百二十架飞机（《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1936—1939]，第八分册，第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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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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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至十四日作战行动报告》（博洛滕综合文件集，第四卷，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四月四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现存胡佛研究所（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作战行动报告》）。另外两份说明阿拉贡前线溃败的重要文件是东路军司令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的报告和波萨斯三月二十一日向奉命调查这场灾难的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提供的证词（博洛滕综合文件集，第二卷，现存胡佛研究所）。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把这四份文件借给我，我打印了它们的副本。据孔特雷拉斯（在私人谈话中）说，波萨斯表现得像个胆小鬼（见我所作的谈话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普列托解除了波萨斯的指挥权，用胡安·佩雷亚中校取而代之（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每日图片报》），通常认为佩雷亚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朋友。考虑到阿拉贡前线有大量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部队，将波萨斯这个不能共患难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解职无疑是为了逐步增强无政府工团主义部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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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桑多尔·沃罗斯，《美国政委》，第41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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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洛·彭基耶纳蒂，《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共产党“契卡”的罪行》，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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