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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久前与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了联合协议并与共产党人一起举行反普列托示威游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让西班牙共产党感到不安。“巴斯克斯采取了一种暧昧的立场。”陶里亚蒂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要求内阁组成保持不变，除非把工会代表扩充进去。也就是说，他维护普列托，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59]这种意外的转变让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大吃一惊，其中包括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这位出席了在巴塞罗那召开的那次全国会议的代表记述说，示威游行之后不久，巴斯克斯转变了立场，他提出，全国委员会应当告诉普列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继续留在国防部”。[60]这种摇摆不定和前后不一是巴斯克斯在整个内战期间的行为特征，与西班牙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形成对比，后者确切地知道它想达到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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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斯克斯给予国防部长以短暂的支持，普列托的政治生涯此时已经日薄西山。在同时发表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和胡安·内格林［581］的喉舌《先驱报》的一篇题为《顽固不化的悲观主义者》的文章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对国防部长进行了猛烈攻击。[61]虽然他使用了“胡安·本图拉”的笔名，作者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普列托表示：“如果这是正常时期，……我会立即提出辞职，因为，按照我的内阁团结的概念，……我认为教育部长对我的攻击不能接受。但是，当前的形势不允许我辞职。责任把我与我的职务捆绑在一起。出于自愿放弃责任，即使理由非常充分，那也相当于临阵逃脱，而我不会临阵逃脱。因此，我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但我知道，从现在起，我是在没有权力、不受尊重的情况下担任这一职务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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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普列托无须作为国防部长继续忍受各种羞辱，因为，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此时已经得出了与西班牙共产党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一场惨败，必须解除普列托的军事领导职务。”[63]尽管总理承认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普列托则坚持认为，他被迫屈从于共产党的要求。[64]“撤换你担任的国防部长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独自作出的。”内格林在写给普列托这位以前的良师益友的一封信中说，“三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夜间，经过艰难痛苦的内心斗争，我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当时，由于你杰出的辩才、你的人格、你习惯性的戏剧化表现，而且由于你的职务所具有的权威，你以最灰暗的绝望语气对事态发展所作的描述使我们的内阁同僚彻底灰心丧气了。”[65]显然，内阁中不再有普列托的位置，因为，像共产党人一样对这场内战最终将会融入一场欧洲战火抱有希望的内格林再也不能容忍一个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人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在几年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内格林声称：“已经有人不断提到，我将普列托[撤职]的决定是外界施加压力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不是事实，绝对不是事实。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我。我以我国战争死难者的名义向你们发誓，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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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召开了一次社会党领导人会议并在会议上宣布，他不能再让普列托继续留在国防部了，因为后者是“一个应当被枪毙的失败主义者”。他还说，他希望[阿萨尼亚的心腹好友]希拉尔主动辞职，像普列托一样，希拉尔正在告诉所有人，战争已经失败了，“因而不可能得到来自国外的任何援助”。陶里亚蒂补充说，社会党领导人“授予内格林重新组阁的自主权”。[67]这时，普列托对社会党执委会的影响力下降到了谷底。从这时起，许多众所周知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内格林派”，尽管有时他们的忠心值得怀疑。在告诉普列托它决定支持内格林时，社会党执委会表达了适当的歉意。“实际上，”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说，“你继续留在国防部几乎［582］是一种羞辱，但是，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除了接受这种牺牲之外我们别无选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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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政府的组成仍在进行讨论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也在讨论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共产党应当撤出它在政府中的两名部长。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共产国际认为，这样一来，“由于击破了西班牙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诽谤人民阵线政府的宣传运动中所使用的给其贴上共产党标签的论点，共和国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坚持认为，“从政府中撤出它的部长将不被人民所理解，也不会加强共和国的地位，尤其是在特鲁埃尔失陷之后投降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它断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部长的存在更有必要。[69]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说，政治局的主要异议之一是，离开共产党的支持，内格林和德尔巴约（他将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内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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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告诉政治局，共产党退出政府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相信，共产党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即使在夺取政权相对容易的西班牙，我们对此也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我们将使英法两国与苏联的关系得到加强。如果希特勒决定发动战争，他将不得不与苏联和民主国家同时作战。”[71]埃尔南德斯说，他反对这种策略。“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对我党和内格林怀有仇恨和敌意。”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写道，“内格林只有完全依靠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才能控制政府。从政府撤出我们的部长将意味着抵抗政策的消亡。”[72]埃尔南德斯的反对得到了陶里亚蒂的证实：“埃尔南德斯以一种绝望的腔调反对说：‘这将意味着失去一切。’”[73]尽管如此，仍然达成了某种妥协：埃尔南德斯一个人退出，留下比森特·乌里韦作为代表西班牙共产党的唯一一名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时他仍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说，共产党代表人数的减少再次证明了“国内外某些人的奸诈，他们利用目前存在的对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企图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当中引起猜疑、制造分裂，从而使世界舆论产生共产党在国家机器中来势汹汹的印象。我退出政府显然证明事实正好相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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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特鲁埃尔战役》中，可以看到对这场战斗最生动的记述。另请参阅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伊·马森中将的《西班牙解放战争：阿拉贡战役和特鲁埃尔战役，193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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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法国驻巴塞罗那武官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报告说，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应归功于“空军的压倒性优势”。他估计，民族主义者拥有四百五十至五百架飞机，共和派只有一百至一百二十架飞机（《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1936—1939]，第八分册，第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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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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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至十四日作战行动报告》（博洛滕综合文件集，第四卷，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四月四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现存胡佛研究所（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作战行动报告》）。另外两份说明阿拉贡前线溃败的重要文件是东路军司令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的报告和波萨斯三月二十一日向奉命调查这场灾难的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提供的证词（博洛滕综合文件集，第二卷，现存胡佛研究所）。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把这四份文件借给我，我打印了它们的副本。据孔特雷拉斯（在私人谈话中）说，波萨斯表现得像个胆小鬼（见我所作的谈话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普列托解除了波萨斯的指挥权，用胡安·佩雷亚中校取而代之（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每日图片报》），通常认为佩雷亚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朋友。考虑到阿拉贡前线有大量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部队，将波萨斯这个不能共患难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解职无疑是为了逐步增强无政府工团主义部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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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桑多尔·沃罗斯，《美国政委》，第41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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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卡洛·彭基耶纳蒂，《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共产党“契卡”的罪行》，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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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斯塔夫·雷格勒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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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道夫·罗克资料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这份报告以及罗克资料集中另外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文件的复印件可以在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中找到。感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鲁道夫·德容为我复印了这么多珍贵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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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十月底政府决定转移到巴塞罗那（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转移的目的是加强并且扩大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权力（实例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23页）。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与阿萨尼亚的一次谈话中，内格林表示，为了抵消意大利鱼雷攻击西班牙轮船所造成的影响，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工业企业应当全部投入生产，但是，这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即加泰罗尼亚人坚持由他们控制自己的工业。“我必须等待几个星期，先解决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这个紧迫问题。”内格林焦躁地补充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府插手加泰罗尼亚工业。”（《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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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537页,（写给安赫尔·奥索里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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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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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第41、49和6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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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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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巴黎）《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普列托的《西班牙的动乱》一书收录，见第二卷，第107—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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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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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三月二十九日，《红色阵线报》发表紧急呼吁征召十万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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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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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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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采访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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