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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了使英法两国舆论相信共产党人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而离开内阁的埃尔南德斯，他被任命为掌握着百分之八十地面部队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8]“为了促使重新组成一个全国团结政府，我党作出了一切牺牲。”热情之花几周之后宣称，“……这驳斥了某些人到处散布的我国将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愚蠢谎言，他们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政府和国家的主宰者，以此播下猜疑与不和的种子。我们加入政府完全是由形势造成的，这表示了我们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共产党决不去争夺政府职位，也不认为那些职位非常重要；它永远不会那样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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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只有一个政府部长的职位，但它现在所掌握的控制手段比以往都多。不仅共产党最出色的地下党员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重返外交部——他还保证共产党人继续控制对外宣传和对外新闻司，把主管宣传的副部长这个关键职务给了共产党员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10]——明显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胡安·内格林总理夺取了国防部。内战结束以后，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厌恶地说内格林是“莫斯科信任的人”，[11]而“农夫”则将其斥为“共产党人野心勃勃与唯命是从的工具”。[12]这些说法受到西班牙国内外赞赏内格林的那些人的强烈质疑，他们对内格林的大肆赞美与社会党内的一些内格林批评者的严厉谴责形成鲜明的对比。拉尔戈·卡瓦列罗断言，内格林已经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出卖给了共产党，[13]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则给内格林政府贴上了［587］“西班牙甚至在奥地利家族和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时期都不曾经历过的最专制暴虐、最不讲道德的政府”的标签；[14]而哈佛大学的胡安·马里查尔教授后来声称：“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才华与性格、完美道德与高度智力的结合。”[15]西班牙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则认为，内格林是“整个共和国时期目光最敏锐、气质最非凡的政治家”，是“共和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16]这些赞颂后来被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超越，他断言，“自从十七世纪的奥利瓦雷斯（51）以来”，内格林“在西班牙无人能比”，与温斯顿·丘吉尔那样的战时领导人能力相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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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格林的外国赞赏者中，最为著名的是赫伯特·马修斯，三十多年来，他是《纽约时报》关于西班牙问题的权威，他撰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公众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宣称，内格林已经“对西班牙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它的后代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18]他还在一九七三年写道：“出于与‘左派’或者任何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政治原因，内格林博士利用共产党人并与他们进行合作。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对任何党派本身也没有偏爱。”[19]由于共和派政治史已经因内格林的信徒试图将其抬高到民族英雄和调解者的地位而被严重歪曲，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马修斯对这位总理的描绘可以与他一九六四年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描绘相媲美：“华盛顿和古巴流亡者极力使人们相信这样的鬼话：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的囚徒或莫斯科的傀儡。从性格上看，他不可能接受命令甚至建议。……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对于美国官员和美国公众来说，确实应当认识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非凡的人物之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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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五十多年来收集整理的口头与书面证据，我对内格林的评价是，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对于扩大并且巩固共产党在至关重要的权力中心——军队和安全部门[21]——的影响力，他比其他政治家起了更大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问题上对共产党都百依百顺，但是，在决定西班牙未来政治格局的武装力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任凭自己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并没有扩展到所有领域，因为，西班牙共产党看重的是他作为一名温和派人士掩盖其霸权目的的特殊价值，它承受不了因强行落实所有计划与他关系破裂而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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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一九三八年在总政治部担任分支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是一位重要的见证人。他那部资料丰富、反省深刻的回忆录《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22]因其对一些没有党派倾向的人士——在他们天真、无知、默许或者纯粹善意的基础上，共产党得以建［588］立起自己的强大力量——的论述而成为关于内战的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我先前已经有所引述。因此，他对这位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记述值得回忆。尽管承认内格林在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初期“似乎对体现旧思路的[社会党与共和派]前辈过于关照”，卡斯特罗仍然断言，总理受到共产党的控制，“直接被党和他的两位最亲密的合作者所控制：一位是第五团的喉舌《人民战士报》负责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另一位是[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经历不凡，对党盲目服从，担任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23]据不久之后将被内格林提拔成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直到一九六九年去世都是一名忠实共产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桑切斯·阿尔卡斯“在工作上得到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的热情支持，后者负责政工部门与总理办公室的联系”。[24]此外，正如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根据党的指示”成为内格林的政治秘书，用科登的话说，总理“欣赏贝尼尼奥过人的长处，欣赏他的才干及其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坚持不懈的热情，欣赏他始终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热爱和尊重，即使是在内战结束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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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总理受到身边的共产党人亲信如此周密的引领，以致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内格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称其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26]——的共产国际代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一份报告中明确确认，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无疑是与共产党领导人合作最为密切的一届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建议，它比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接受并且执行得更加充分与迅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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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表扬了内格林政府，陶里亚蒂对于总理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同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了内格林的“杂乱无章”，甚至批评了他的道德行为——“一个并非没有腐化（女人）迹象的波西米亚人”，而且还把他的工作方式比作“一个散漫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28]共产国际驻西班牙首席代表对内格林的这种描述与那些非常了解他的非共产党人士在谈论他的饮食和工作习惯时所做的描述相吻合。关于内格林的工作习惯，在他手下担任国防部秘书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官方文件总是在没有批阅的情况下积压起来，总理外出期间，随行的私人秘书都会带着“七个装满文件的手提箱。……他们来来去去，上楼下楼，他抽不出时间也不会想到打开这些箱子。他毫无规律的时间观念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29]至于普列托与另一些人曾经有声有色地描述过的内格林那卡冈都亚（52）式的饮食习惯，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苏联特工早在内战初期就知道内格林喜欢“举办宴会”——经常变成“疯［589］狂的派对”。“他们对他进行了评估，”据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然后开始在他身上‘下功夫’，以便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30]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个人纵情享受中挥霍了精力，从而逐渐削弱了他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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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内格林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容忍“一系列盗窃者、投机者和破坏者存在”，尤其是在外贸领域，并且批评他否认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具有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地位。[31]可以相信，这种否认或许得到了斯大林的直接支持，斯大林可能更愿意通过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之类商务代表与内格林打交道，而不愿让他的秘密交易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审查。[32]陶里亚蒂还批评内格林在对待社会党领导人——他说这些人“被不断增长的对共产党的敌意”所驱使——的问题上软弱无力。他指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努力劝告内格林把社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克服困难，同时劝他与劳动者总工会更加紧密地合作，……但是，内格林是个天生的知识分子，对于参加党的生活并不积极，他坚决不同意这样做。”[33]结果，他以“不断向那些人……作出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尽管“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敌人，他们为错误的政策辩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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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满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有把握地说清楚，因为，从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那些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来不让自己出现在最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明处，甚至不惜牺牲另外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柯多维拉和鲍里斯·斯特凡诺夫以及西班牙共产党本身。[35]无论如何，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所写的这份长篇报告呈现出一幅内格林的画像，它揭示了一个被矛盾的情感、被与共产党——“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政党”，[36]而且他也承认，“他欠共产党的人情”[37]——和平共处的愿望、被害怕完全疏远了社会党执委会的担忧所左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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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共产党的忠实党员和同情者一样，安东尼奥·科登否认共产党以任何方式控制了内格林，他强调说，总理实际上生怕被人称为“亲共分子”，于是，这种担忧“约束了他的行为”。[38]这肯定是事实。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提到有人攻击内格林是共产党的代理人。“社会党、共和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给内格林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他写道，“它们指责他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所有任命能干的人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务的提议都遭到反对。所有渴望为赢得战争而工作的能干的人都被称为共产党。……结果：许多基本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二十四小时可以办妥的事情要用一个星期来完成。党强调要有更快的速度，但是，必须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强行解决问题。”[39]毫无疑问，内格林害怕被人贴上亲共分子的标签从而与社会党领导人关系破裂，这种担忧解释了为什么在科登和另外一些“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人看来，内格林“在构思并且阐述正确的口号时往往显［590］得坚定有力，而在落实这些口号时，经常显得软弱动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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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党人可能更喜欢一个合乎他们心意的人，一个把生命和灵魂交给党的人，但是，他们的政策需要一个温和派社会党人——至少是在名义上。他们已经把内格林从一个相对来说的无名之辈抬举成一个国内国际的知名人士，而且不顾他的种种“弱点”，毫不犹豫地支持并且吹捧他，只要他对实现他们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主要目标有促进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党著名人士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足以取代他。正如第六军的共产党人指挥官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所说：“社会党内没有其他能够领导政府的人选——而这个人必须来自社会党。内格林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别的候选人，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决不拒绝条件更好的候选人。我不想提供姓名，但是，有谁呢？长期以来，相信胜利并为取得胜利而战的人只有一个内格林。这就是我们支持他的原因。此外，他忠心耿耿，行为磊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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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四五年，内战结束六年后，据坚定不移地支持内格林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苏联人“仍然非常尊重他”。“几个月前，”他补充说，“我与聪明机智而且和蔼可亲的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奥曼斯基交谈。……他明确表示，在墨西哥，没有人认为谁可以代替内格林[成为取代佛朗哥将军的政府首脑]。在旧金山与[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马努伊尔斯基共进晚餐时，我得到了同样的印象。……莫斯科十分注意倾听他对西班牙事务的意见。马努伊尔斯基用非常赞赏的言辞表达了对内格林的看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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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与当时移居英国的内格林关系密切。“他在英国愉快地生活，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博文顿的乡间住宅里，有自己的花园、菜地和附属设施，”苏联大使回忆说，“甚至还有一名英国男仆，那是住宅的主人留下的。”内格林建议大使和夫人周末去他那里做客。“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下一个周末试着去了，在那里过得非常惬意。此后，博文顿成了我们周末固定的休憩地。”[43]内格林于德军入侵法国期间的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从法国来到英国，与他随行的西班牙人中包括他的前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和他的共产党人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44]他被允许“停留不超过三周并且受到下述附加条件的限制：在此期间不得从事政治活动”。[45]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和外交部严重关切与佛朗哥将军的关系，他们担心内格林可能留在英国不走并且从事敌视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的政治活动。[46]迈斯基竭尽全力延长内格林的逗留期。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迈斯基［591］在英国外交部与副国务大臣R.A.巴特勒会谈时说：“他相信，内格林博士不是非去美洲不可——他认为这将是可悲的。”在记录这次会谈的备忘录中，有一条手写的附注，签名是“B”，大概是巴特勒所写的。注释写道，由于苏联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迈斯基先生的干预相当无礼”。另一条由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私人秘书S.威廉斯手写的附注则说：“遗憾的是，无法说服内格林先生去苏联，他应当在那里受欢迎。”[47]尽管如此，迈斯基的干预肯定产生了很大作用，因为，由于某些得到苏联大使通知的左派领导人的抗议，在七月二十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肯定担心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中疏远保守的天主教徒选民——拒绝了内格林的美国签证申请之后，他被允许留在英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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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格林在内战期间对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具有利用价值并与苏联大使关系友好，但是，认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莫斯科效力毫无顾虑而且没有采取措施保持某种程度的政治独立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苏联的武器援助将输掉战争，他还相信，巴黎和伦敦最终将为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被迫进行干涉。[49]然而，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他愿意屈从于共产党的压力到什么程度？认为他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没有良心上的顾虑或不安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曾经故意造成两个最重要的西班牙社会党人的毁灭并使自己的政党实际上变得虚弱不堪，他还顽固地致力于全面破坏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那些东西。只要多少知道一点众多曾经为克里姆林宫效劳者的命运，他就不得不考虑他的朋友比达特向他指出的那种可能性：某一天，他或许也将成为“献给斯大林这个摩洛神（53）的祭品”。“你以为在这种可怕的束缚下我不像别人那样心情沉重？”内格林回答说，“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当我向我们的法国朋友求助时，我听到的只是空口承诺和漂亮话。……无论可能多么痛苦，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接受苏联的援助，要不然就得无条件投降。[社会]党不能指望我无条件投降。……我不会为了使佛朗哥可以享受枪毙他们的乐趣而抛弃数十万正在为共和国英勇作战的孤立无援的西班牙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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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小城格拉诺列尔斯遭到轰炸后内格林的感情爆发让人觉得他可能真的以为历史选择他来扮演“西班牙的救世主”这个英雄角色。“整个城市鲜血四溅，尸骸遍地。”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目睹这一景象的总理没有向我掩饰他的情绪。他谈到那些流落街头为了生存而偷窃的孤儿。他望着院子，陷入沉默。他的两眼湿润，泪光闪闪。”接着，据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自言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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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太可怕了！［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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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履行职责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不得不向别人掩饰这种痛苦，因为，我必须成为他们的推动力，他们的鼓动者和鞭策者。可是，我能依靠什么人？我只能让你看到我的脆弱。这一切多么可怕呀，尤其是当我确信每一个人都很卑鄙时，绝对是每一个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长枪党人、佛朗哥分子，他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这只是一个与他们自己的争斗有关的问题，我会自动回避闪开，因为不值得为他们的争斗牺牲哪怕一条生命。然而，这是关系到西班牙的一个问题！关系到西班牙！我非常担心，由于我们的愚蠢，它最终将在一次决定性的国际交易中被欧洲列强所瓜分，因为就连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巴伦西亚人。这种担心给了我力量。如果我不认为我必须反抗灭绝西班牙的企图的话，我早就不再要求人们作出牺牲，还会非常愉快地提出辞职。这些天来随处可见的格拉诺列尔斯那些孩子的景象从精神上打垮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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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战斗！[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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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可能确实认为，在忍受“可怕的束缚”的过程中，他寻求的是让他通行的唯一一条光荣之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也接受过苏联的援助并作出了让步。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为了获得这种援助，他为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竭尽全力，以致其最终加冕登基。难道是内格林过于天真，以致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为使军队非政治化而斗争时，他们肯定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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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称赞内格林“按照党的要求”改变了普列托的军事政策。[52]陶里亚蒂所提到的重要变化包括“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且“重新评价了”政治部的作用。[53]内战结束后不久，普列托直截了当地指责内格林奉行的是一种“确保一党军事优势的愚蠢政策”。[54]不只是陶里亚蒂对内格林在改变普列托的政策方面所起作用的赞赏支持了这一指责，内格林掌管国防部后立即作出的一些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任命也支持了普列托的指责，这些任命完全不考虑监督“他对军队和政府各部作出的所有任命”的社会党领导人的要求。[55]例如，他提拔因从事政治活动被普列托调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担任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56]这是他手下的国防部里最重要的职位；他提升空军参谋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担任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57]并且任命佩德罗·普拉多斯为海军参谋长——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58]的确，为了安抚社会党，他提拔阿方索·哈蒂瓦担任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59]同时保留了布鲁诺·阿隆索的海军第［593］一政委职务——这两个人肯定是社会党人。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尽管党向内格林提出了[关于海军的]建议并且得到他的同意……但是，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即使到了那时候]海军司令部的改组也不彻底。海军政治部仍然在一个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的控制下，他是抵抗政策的死敌，是应当对内战期间海军的消极负主要责任的人之一。”[60]当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内格林的让步使其“作出许多错误的决定并且在共产党人明智的建议与我们对手的要求之间和稀泥”时，[61]内格林容忍社会党人占据海军的关键职位是他耿耿于怀的主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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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海军之外，国防部的局面尽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掌握中。负责空军事务的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和负责陆军事务的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是两个最可信赖的共产党员。谈到科登时，作为对社会党领导人的安抚而被指派担任纯属装饰门面的国防部秘书长一职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他在其同伙的圈子以外极其不受人们欢迎。对于这位副部长，来看我的军官中很少有人不表现出彻底的失望，人们指责他不厌其烦地坚持劝人改变政治信仰。[62]……不满其共产主义狂热的看法没有对内格林产生影响，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他最好的盟友。在衡量与他们结盟的利弊时，他发现利大于弊。”[63]内格林对科登非常信任，以致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自己证实，“除了需要部长签发的行政命令或是那些我认为应当征询他的意见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之外”，内格林把“与军队有关的问题尽可能”交给他做决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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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普列托调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的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被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的负责人，[65]而情报监控部门隶属于这个部门。[66]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的是共产党员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他曾在一九三七年春天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67]我们应当记得，迪亚斯·滕德罗曾经是指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是亲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利用手头所掌握的与军队里每个军官的政治背景及现时政治信仰有关的情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开始在指挥委员会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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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罗霍、科登、埃斯特拉达和迪亚斯·滕德罗可以安排任何有利于共产党的任命和晋升。科登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指挥委员会前任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在他那部被许多人忽视的回［594］忆录中证实，“整顿军队所必需的全部职位都被共产党人占据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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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巨大权力，共产党人很快就重新得到他们在普列托手下失去的职位，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优势。他们惯用的一种让非共产党人感到特别恼火的策略是，保证使科登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后立即雇用的共产党员及其盟友得到迅速的提升。这种策略与军官培训学校入学考试的通知有关。考试日期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前线的所有战士享有优先权。“但是，在通知发布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得到党的通知，因此，它们的报考者可以提前准备。通常，《国防部官方日志》不会按时送到前线。结果，非共产党员战士总是很晚才提出申请。玩弄这种花招是安东尼奥·科登的工作”。[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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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斯还引述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军队中可以多么神速地飞黄腾达。一九三八年五月间，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前卡洛斯·马克思师——提拔了一千二百八十名官兵（下士、军士、少尉、上尉和各级政治委员）。“刚刚受到提拔的这些人被派到别的师、旅、营填补空缺的职位。……就这样，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和其他非共产党人的部队中占据了新的职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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