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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履行职责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不得不向别人掩饰这种痛苦，因为，我必须成为他们的推动力，他们的鼓动者和鞭策者。可是，我能依靠什么人？我只能让你看到我的脆弱。这一切多么可怕呀，尤其是当我确信每一个人都很卑鄙时，绝对是每一个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长枪党人、佛朗哥分子，他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这只是一个与他们自己的争斗有关的问题，我会自动回避闪开，因为不值得为他们的争斗牺牲哪怕一条生命。然而，这是关系到西班牙的一个问题！关系到西班牙！我非常担心，由于我们的愚蠢，它最终将在一次决定性的国际交易中被欧洲列强所瓜分，因为就连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巴伦西亚人。这种担心给了我力量。如果我不认为我必须反抗灭绝西班牙的企图的话，我早就不再要求人们作出牺牲，还会非常愉快地提出辞职。这些天来随处可见的格拉诺列尔斯那些孩子的景象从精神上打垮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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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战斗！[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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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可能确实认为，在忍受“可怕的束缚”的过程中，他寻求的是让他通行的唯一一条光荣之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也接受过苏联的援助并作出了让步。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为了获得这种援助，他为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竭尽全力，以致其最终加冕登基。难道是内格林过于天真，以致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为使军队非政治化而斗争时，他们肯定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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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称赞内格林“按照党的要求”改变了普列托的军事政策。[52]陶里亚蒂所提到的重要变化包括“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且“重新评价了”政治部的作用。[53]内战结束后不久，普列托直截了当地指责内格林奉行的是一种“确保一党军事优势的愚蠢政策”。[54]不只是陶里亚蒂对内格林在改变普列托的政策方面所起作用的赞赏支持了这一指责，内格林掌管国防部后立即作出的一些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任命也支持了普列托的指责，这些任命完全不考虑监督“他对军队和政府各部作出的所有任命”的社会党领导人的要求。[55]例如，他提拔因从事政治活动被普列托调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担任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56]这是他手下的国防部里最重要的职位；他提升空军参谋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担任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57]并且任命佩德罗·普拉多斯为海军参谋长——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58]的确，为了安抚社会党，他提拔阿方索·哈蒂瓦担任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59]同时保留了布鲁诺·阿隆索的海军第［593］一政委职务——这两个人肯定是社会党人。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尽管党向内格林提出了[关于海军的]建议并且得到他的同意……但是，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即使到了那时候]海军司令部的改组也不彻底。海军政治部仍然在一个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的控制下，他是抵抗政策的死敌，是应当对内战期间海军的消极负主要责任的人之一。”[60]当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内格林的让步使其“作出许多错误的决定并且在共产党人明智的建议与我们对手的要求之间和稀泥”时，[61]内格林容忍社会党人占据海军的关键职位是他耿耿于怀的主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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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海军之外，国防部的局面尽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掌握中。负责空军事务的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和负责陆军事务的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是两个最可信赖的共产党员。谈到科登时，作为对社会党领导人的安抚而被指派担任纯属装饰门面的国防部秘书长一职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他在其同伙的圈子以外极其不受人们欢迎。对于这位副部长，来看我的军官中很少有人不表现出彻底的失望，人们指责他不厌其烦地坚持劝人改变政治信仰。[62]……不满其共产主义狂热的看法没有对内格林产生影响，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他最好的盟友。在衡量与他们结盟的利弊时，他发现利大于弊。”[63]内格林对科登非常信任，以致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自己证实，“除了需要部长签发的行政命令或是那些我认为应当征询他的意见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之外”，内格林把“与军队有关的问题尽可能”交给他做决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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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普列托调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的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被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的负责人，[65]而情报监控部门隶属于这个部门。[66]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的是共产党员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他曾在一九三七年春天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67]我们应当记得，迪亚斯·滕德罗曾经是指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是亲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利用手头所掌握的与军队里每个军官的政治背景及现时政治信仰有关的情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开始在指挥委员会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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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罗霍、科登、埃斯特拉达和迪亚斯·滕德罗可以安排任何有利于共产党的任命和晋升。科登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指挥委员会前任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在他那部被许多人忽视的回［594］忆录中证实，“整顿军队所必需的全部职位都被共产党人占据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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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巨大权力，共产党人很快就重新得到他们在普列托手下失去的职位，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优势。他们惯用的一种让非共产党人感到特别恼火的策略是，保证使科登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后立即雇用的共产党员及其盟友得到迅速的提升。这种策略与军官培训学校入学考试的通知有关。考试日期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前线的所有战士享有优先权。“但是，在通知发布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得到党的通知，因此，它们的报考者可以提前准备。通常，《国防部官方日志》不会按时送到前线。结果，非共产党员战士总是很晚才提出申请。玩弄这种花招是安东尼奥·科登的工作”。[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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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斯还引述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军队中可以多么神速地飞黄腾达。一九三八年五月间，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前卡洛斯·马克思师——提拔了一千二百八十名官兵（下士、军士、少尉、上尉和各级政治委员）。“刚刚受到提拔的这些人被派到别的师、旅、营填补空缺的职位。……就这样，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和其他非共产党人的部队中占据了新的职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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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透露，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后提拔的七千名部队官兵中，有五千五百名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71]由于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指挥人民军五十二个师中的八个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72]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它只控制全部七十个师中的九个师。[73]因此，当一九三八年春天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宣称共产党人占据了军队中百分之七十的指挥岗位时，他似乎具有充分的理由。[74]“他们通过贿赂、诱骗、提拔、特别关照以及各种胁迫手段使人转投共产党，甚至在战壕里也这样做，”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这造成一种不满和分裂的气氛，以致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军事机器的效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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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组成人民军的编制更大的那些部队，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包括托拉尔兵团）中有八个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在其余的部队中，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有五个是共产党员。[76]也就是说，在这十七个军当中，有十三个直接处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指挥或政治控制之下。［595］此外，在西班牙东部埃布罗河流域驻扎的部队中，有四个军由共产党员指挥，他们是何塞·德尔·巴里奥、恩里克·利斯特、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和埃特尔维诺·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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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在军事指挥权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一样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担忧的是，它企图通过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调动到其他部队破坏无政府主义作战部队的纯粹性。“[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故意从他们一直所在的军和师里调走。”佩拉特斯证实，“无政府主义大部队的完整性妨碍共产党实现其控制军队的目标。”[77]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军事秘书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所写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指控，“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西班牙共产党有计划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战士，包括使用“在[军事]行动中暗杀”的手段。[78]这份报告还指控，共产党在军事法庭“无条件地支持下”进行诽谤和告发，另外，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按照其收到的共产党的指示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委派指挥官。[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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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感到愤怒的是他们在战地医院受到的对待。由于内格林接管国防部后任命共产党员胡安·普拉内列斯医生担任医疗部门负责人，[80]如今，战地医院大部分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内战爆发时普拉内列斯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医生，一九三六年担任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医疗队长官后声名鹊起，接着，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卫生部的副部长。[81]一九三八年，他被任命为由四个军组成的中部军区医疗部门负责人，[82]据一名担任政治委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弗雷多·尼斯塔尔说，他把“下属的大批文职人员”派往这四个军，“以致造成人员过剩，即使这些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至少也有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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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内战的头一年，社会党左派各种各样的不满之一是医院给予共产党员的优待。有必要重复一下他们的不满。“[在]一些医院，”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就像神父和修女曾经对非教友病人所做过的那样，没有人照料非共产党人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投靠共产党的人。”[84]代表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会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也说：“[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吃一顿炖肉和炖鸡，或者为了吃上无论什么现成的食物，你必须披上表示虔诚的圣布或者戴上十字架。现在，你需要戴上锤子镰刀的标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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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没有公布的一份由五个独立的报告组成的文件判断，情况自前一年以来更加恶化。“最恶劣的事情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的一份报告强调指出，“大量伤病员因为医护人员的玩忽职守、医术拙劣和缺乏职业道德而死亡。我们看到一些［596］可耻的事情。……这让人担心是蓄意预谋的破坏。”在列举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死亡后，报告继续写道：“具有同情心和高度道德责任感的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我们的战士非常宝贵，因此，不能继续让他们任凭那些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杀人害命的家伙摆布。”[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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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五份报告所写的简短导言中，文件怒斥了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的犯罪记录罄竹难书。……谁能设想暗害伤员，用病号、伤员和残废做政治交易？即使是最无耻的小人能够设想吗：根据党的指示，医院里的主任、医生、护士一干人等更关心伤员的党证而不是他们的伤病？唉，最残忍、最卑鄙的事情正在这个领域发生。在卫生医疗部门，共产党人实行这种政策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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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因为新闻审查和一九三七年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全部被没收而受到压制，流行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当中的这种怨恨仍然在这些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需要而散发的传单中表达出来。在七月十三日散发的一份传单中，半岛委员会书记处严厉指责西班牙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所作所为：“借助于苏联人的讹诈，一个由政治新贵组成的、被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使节精心操纵的政党掌握了战争指挥权、军官任命权和军队整编权。选拔军官的依据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只有这些驯顺的人能够左右逢源，获得提拔，受到照顾从而占据远远超出其能力的指挥岗位。……与此同时，许多应当提拔的人才不是因为受到不负责任的刑事指控而被监禁或者被剥夺了指挥权，就是待在无法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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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也有同样的担忧。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将普列托解职前不久，在内格林的住处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的聚会上，人们痛斥共产党的行为无法接受。“内格林试图淡化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苏加萨戈伊蒂亚同志情真意切地大声说：‘胡安先生，让我们摘掉面具吧。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一年后，普列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社会党全国委员会。[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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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内格林在四月份成为国防部长时，他完全知道社会党人强烈的怨恨和敌意并且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在这些肯定得到西班牙共产党默许的让步中，有些纯粹徒有虚名。作为旨在安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的一整套骗局和幌子的一部分，内格林任命名义上是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担任重要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90]胡利［597］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曾经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安东尼奥·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所取代。[91]内战爆发时奥索里奥—塔法利是议会议员并且担任内政部副部长，后来主管马德里的左翼共和派喉舌《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选为左翼共和派秘书长，[92]如今，出于利益的考虑，他成为共产党人的盟友。[93]因此，他得到这个新的任命应当归功于共产党人而不是内格林。当党询问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是否可以推荐一个能“像‘胡利奥先生’那样一丝不苟地”为共产党人办事的人以及他是否认识奥索里奥时，他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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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他是个骗子和好色之徒。不，他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这只是一个满足其恶习和嗜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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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要与[弗朗西斯科·]安东一起去见他。他应当接受这个任命，不过必须让他明白，他被任命应当归功于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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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去见奥索里奥-塔法利先生，当时他是左翼共和派的秘书长。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他热情接待他们，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势。当他们观察他的时候，其他人在暗自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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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认为我能发挥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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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依靠我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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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比维亚诺·奥索里奥-塔法利来到总政治部。……他从来不是一个障碍。他知道是谁使他得到了他的职务。只需时不时地提醒他，因为，在那些日子，在几乎与共和派无关的形势下，从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开始，共和派不过是共和制的一种装饰而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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