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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命是公然违抗社会党执委会的行为，因为，当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财政部长时，人们认为他将把边防警察部队变成一支完全由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重申了已有的禁［610］止部队人员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定，[73]而且，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告诉刚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拉斐尔·门德斯，务必“防止共产党的势力渗透到”这支部队中。[74]当然，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只有门德斯的一面之词，但它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当时内格林还没有完全切断与他的朋友和导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血肉联系。门德斯的另一个说法与我们知道的情况——内格林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支持共产党——完全相反：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被罢免后成为内政部副部长时，内格林告诫他“要在警察机关、情报部门和突击卫队中抵制共产党的影响”。[75]此外，据我经常引述其可靠证言的军事调查局官员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门德斯不仅是普列托的亲信，而且还是共产党人的朋友。[76]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三七年九月，门德斯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仅仅三个月后，当时正与西班牙共产党争夺军队控制权的普列托让内格林把他调走，然后用自己亲密的政治伙伴维克托·萨拉萨尔接替他。[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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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边防警察部队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和五月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控制下夺取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时，当几个月后边防警察部队在巴伦西亚没收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办公场所和印刷车间时，共产党人支持内格林动用这支部队。但是，企图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他们不可能允许这么一支强大的部队长期独立。因此，当内格林决定罢免普列托并与西班牙共产党联合时，控制边防警察部队的机会出现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因为边防警察部队有它自己的政治委员，名叫财政部代表（delegados de hacienda），这些像指挥官一样的代表主要由社会党人所担任，而根据共产党马德里地方组织治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判断，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78]负责莱万特方面军政治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人埃米利奥·佩雷斯向我说明了内格林的两难处境。他说，内格林成为“他建立的这支部队的受害者。……后来[在与普列托决裂之后]，当他想有所改变时，由于边防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与社会党之间保持着联系，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了。”[79]这解释了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鼓励党员加入边防警察部队的原因，也说明了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对我讲的下面这番话的含义：“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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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终极目标来说，内格林任命共产党人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取代社会党人维克托·萨拉萨尔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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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五十五章（原文误为第五十四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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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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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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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本书第五十一章（原文误为第五十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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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2页。据胡利安·戈尔金说，面对“作为‘监护人’的斯大林分子”，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束手无策。“他们掌握着最可怕的机构。……军事调查局随意逮捕它想逮捕的任何人。……面对军事调查局，司法部长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个组织让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感到恐怖。”（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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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0—271页。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a Edificación）的亲共书记、中部军区政治委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在共和国军队的每一支部队中，有一名负责监视军官和士兵的军事调查局特工。他有时是隐蔽的，有时不是。”（埃德蒙多·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第101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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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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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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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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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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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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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本书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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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写给D.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信。深深感谢帕斯托尔·佩蒂特向我提供了加尔塞斯·阿罗约写给他的一些信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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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1936—1939》，第19（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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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1936—1939》，第19（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183页。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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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乌里瓦里的情况，见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22和235页；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19—20（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231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9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585—1586页；曼努埃尔·乌里瓦里，《西班牙的第五纵队：惊人的内幕》（原文如此。根据本书“参考资料”，乌里瓦里所著似应为《共和国军事调查局》——译注）。一九四三年在哈瓦那出版的乌里瓦里这本书赞扬了“乌里瓦里时期”的军事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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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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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例见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22页；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31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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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2档案柜，第308档案盒，第4文件夹。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乌里瓦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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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与加尔塞斯会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1档案柜，第3文件夹，第一辑，第14号文件，“我们今天与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加尔塞斯同志会谈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乌里瓦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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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一封信中，加尔塞斯提到了他的年龄和以前的职业。在此前（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一封信中，他说他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毫无疑问，他指的是乌里瓦里于当年四月底或五月初逃离西班牙之前他被提拔为副局长的时间。本章注释20中所提到的那份报告显然表明了这一点。内战爆发之前，加尔塞斯是西班牙社会党领导人的一名保镖，在人们得知他和另外几名社会党人伙同一些突击卫队队员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夜间报复性地杀害了君主主义者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之后，他变得声名狼藉（见伊恩·吉布森《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那个夜晚》，第108、117—126、202和210—211页；路易斯·罗梅罗，《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原因和手段》，第191—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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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感谢埃莱诺·萨尼亚向我提供了加尔塞斯这封信的摘要，我在本章使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见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六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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