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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1936—1939》，第19（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183页。另请参阅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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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乌里瓦里的情况，见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122和235页；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19—20（比森特·瓜内尔上校的证言）和231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9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585—1586页；曼努埃尔·乌里瓦里，《西班牙的第五纵队：惊人的内幕》（原文如此。根据本书“参考资料”，乌里瓦里所著似应为《共和国军事调查局》——译注）。一九四三年在哈瓦那出版的乌里瓦里这本书赞扬了“乌里瓦里时期”的军事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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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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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例见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22页；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31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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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2档案柜，第308档案盒，第4文件夹。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乌里瓦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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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与加尔塞斯会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1档案柜，第3文件夹，第一辑，第14号文件，“我们今天与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加尔塞斯同志会谈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乌里瓦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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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一封信中，加尔塞斯提到了他的年龄和以前的职业。在此前（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写的一封信中，他说他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毫无疑问，他指的是乌里瓦里于当年四月底或五月初逃离西班牙之前他被提拔为副局长的时间。本章注释20中所提到的那份报告显然表明了这一点。内战爆发之前，加尔塞斯是西班牙社会党领导人的一名保镖，在人们得知他和另外几名社会党人伙同一些突击卫队队员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夜间报复性地杀害了君主主义者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之后，他变得声名狼藉（见伊恩·吉布森《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那个夜晚》，第108、117—126、202和210—211页；路易斯·罗梅罗，《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原因和手段》，第191—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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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感谢埃莱诺·萨尼亚向我提供了加尔塞斯这封信的摘要，我在本章使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见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六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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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33—234页。加尔塞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写给埃莱诺·萨尼亚的信中确认了他不愿接受这个职务的说法（见本章注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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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五〇年我在墨西哥与穆尼奥斯·洛佩斯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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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马德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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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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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见本章注释25。采访期间加尔塞斯告诉萨尼亚，他不知道两人谈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用俄语或者其他外语交谈”。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认为内格林俯视苏联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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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和九月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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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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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50页。这份文件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另外一些与军事调查局有关的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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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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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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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赤色分子档案，A56案卷558，第1文件夹，第2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某个不出名的西班牙作者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写道：“军事调查局基本上被社会党人控制着。根据一九三八年的统计数字，在中部军区，来自社会党的特工有一百一十三人，来自工会组织的一百三十五人，来自共产党的只有两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南部前线的军队以及其余部队中，情况可能基本类似。”（何塞·加西亚，《西班牙人民阵线》，第166页）即使考虑来自工会组织的一百三十五名特工中有许多人极可能是共产党员，我们也不会把这些“统计数字”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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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尽管长期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但是，正如比森特·瓜内尔上校所说，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22页）。一位非常了解佩德雷罗的人提供了有关他的情况，见雷吉娜·加西亚《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什么掩盖》，第220—227和287页。加西亚是人民军的报纸《战士呼声报》的主编，后来担任马德里军区政治部新闻和宣传负责人（同上，第211—212页）。更多关于佩德雷罗的情况，见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63、85、86和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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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巴克利向休·托马斯提供的证言（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9页，注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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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1—272页。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和特别法庭的情况，见加夫列尔·阿维莱斯《红色法庭：一名辩护律师的见闻》；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61—264页；R.L.查孔，《为什么在巴塞罗那设立契卡：向战争委员会作证的劳伦西奥》；《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1936—1939》，第253—275页；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68—170页；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11和325—327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9—480、506和519页；米格尔·萨瓦特尔，《红色监狱印象：一个军事调查局囚犯的回忆》。另请参阅鲁道夫·罗克文件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3号文件《秘密监狱：巴伦西亚的圣乌尔苏拉和巴塞罗那科塞加大街的契卡》和第8、9、29、56、64、72和83号文件。所有这些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档案中，有一份日期标注为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的备忘录写道：“鉴于军事调查局特工不断犯下的罪行，最高法院院长和共和国总检察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先生和莱奥波尔多·加里多先生）已经多次面见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培尼亚先生，……对军事调查局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49页。该档案中与军事调查局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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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刑讯室的照片，实例见《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附录八，第276与277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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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两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本章注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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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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