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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赤色分子档案，A56案卷558，第1文件夹，第2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某个不出名的西班牙作者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写道：“军事调查局基本上被社会党人控制着。根据一九三八年的统计数字，在中部军区，来自社会党的特工有一百一十三人，来自工会组织的一百三十五人，来自共产党的只有两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南部前线的军队以及其余部队中，情况可能基本类似。”（何塞·加西亚，《西班牙人民阵线》，第166页）即使考虑来自工会组织的一百三十五名特工中有许多人极可能是共产党员，我们也不会把这些“统计数字”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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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尽管长期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但是，正如比森特·瓜内尔上校所说，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帕斯托尔·佩蒂特，《加泰罗尼亚的第五纵队》，第222页）。一位非常了解佩德雷罗的人提供了有关他的情况，见雷吉娜·加西亚《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什么掩盖》，第220—227和287页。加西亚是人民军的报纸《战士呼声报》的主编，后来担任马德里军区政治部新闻和宣传负责人（同上，第211—212页）。更多关于佩德雷罗的情况，见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63、85、86和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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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巴克利向休·托马斯提供的证言（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669页，注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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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71—272页。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和特别法庭的情况，见加夫列尔·阿维莱斯《红色法庭：一名辩护律师的见闻》；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61—264页；R.L.查孔，《为什么在巴塞罗那设立契卡：向战争委员会作证的劳伦西奥》；《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1936—1939》，第253—275页；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68—170页；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挟持民众》，第211和325—327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9—480、506和519页；米格尔·萨瓦特尔，《红色监狱印象：一个军事调查局囚犯的回忆》。另请参阅鲁道夫·罗克文件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3号文件《秘密监狱：巴伦西亚的圣乌尔苏拉和巴塞罗那科塞加大街的契卡》和第8、9、29、56、64、72和83号文件。所有这些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档案中，有一份日期标注为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的备忘录写道：“鉴于军事调查局特工不断犯下的罪行，最高法院院长和共和国总检察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先生和莱奥波尔多·加里多先生）已经多次面见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培尼亚先生，……对军事调查局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49页。该档案中与军事调查局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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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刑讯室的照片，实例见《关于西班牙历史的补充材料》，附录八，第276与277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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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这两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本章注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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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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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值得注意的是，加尔塞斯这封信是萨尼亚在墨西哥对他的采访一九七四年六月在马德里发表之后所写。从萨尼亚写给我的信来看，加尔塞斯写这封信似乎主要是为了对马德里流传的一些关于他在军事调查局的行为的指控和谣言作出回应。他问萨尼亚能否让发表访谈录的同一份刊物（《标志》）同样发表这封信，但是，萨尼亚不记得《标志》由于什么原因没有这样做。见萨尼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六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认为加尔塞斯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粉饰甚至美化自己在军事调查局的作用以期最终重返西班牙，并不一定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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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三年后，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一封信中，加尔塞斯说，由于他向内格林递交了一份打印的备忘录，奥尔洛夫被“撤换”，他在备忘录里说明，奥尔洛夫“没有用了，而且还有副作用”，但是，他甚至没有提到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这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本章注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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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67页。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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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1档案柜，第3文件夹，第一辑，第14号文件。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八日的一份关于军事调查局的文件中，正在要求得到调查局管理职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表示，它拥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和能力。“我们在监视和调查方面的能力超过把我们归于的那种人，可是你们只愿意向我们提供集中营看守的职位。”（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005档案柜，第305档案盒，第8文件夹，案卷9，第152页。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军事调查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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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罪行秘史》，第x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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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我们应当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伊鲁霍因设立特别安保法庭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但没过多久，由于巴斯克地区自治政府总理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从中斡旋，他作为不管部长重新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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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254—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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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巴斯克人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先生提交的材料》，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鲁霍”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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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第479—480页。另请参阅该书第506和519页。八月危机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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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61—264页。另请参阅该书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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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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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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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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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更多关于门德斯的情况，见本章注释66和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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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奎瓦斯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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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奎瓦斯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4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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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奎瓦斯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26—27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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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奎瓦斯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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