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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83—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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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消息异常灵通的巴塞罗那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告诉我，有一次，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严厉指责了一名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在北部前线的行为之后，保利诺·戈麦斯不许共产党的报纸进行反击。德尔里奥还告诉我，担任内格林在巴塞罗那的喉舌《先驱报》负责人的社会党人巴斯克斯·奥卡尼亚“从不执行社会党执委会的命令”，因此，他与保利诺·戈麦斯之间常有“麻烦”（根据我与德尔里奥的谈话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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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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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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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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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见陶里亚蒂的指责，本书第五十四章；另请参阅本章注释51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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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门德斯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说，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成为内格林的私人秘书，当时内格林是财政部长。“从那个月底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作为部长的代表一直在国外旅行，主要去了巴黎和纽约。在巴黎和纽约的银行，为了支付与战争有关的各种花费，以我的名义存入了大笔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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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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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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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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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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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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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门德斯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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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门德斯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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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内战结束以后回答我的问题时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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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门德斯在五月底得到任命（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并于九月初辞职（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维克托·萨拉萨尔于十月中旬得到任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费乌斯通讯社的里卡多·德尔里奥向我保证，萨拉萨尔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多年以后门德斯说，他被“另一位享有[社会]党的绝对信任的社会党人”萨拉萨尔所取代（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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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赤色分子档案，A56案卷558，第1文件夹，第6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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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对埃米利奥·佩雷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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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一九四四年我在墨西哥对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的采访。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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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七章［611］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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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内格林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这加剧了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尤其是在社会治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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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爆发公众骚乱以来，对中央政府控制警察部门的不满不断郁积。尽管孔帕尼斯主席承受着舆论的敌意同意巴伦西亚方面接管社会治安并向加泰罗尼亚地区派遣数千名突击卫队士兵，但他仍然相信加泰罗尼亚很快将会恢复它所失去的自治权。[1]七月二十九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组成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担任财政专员的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向阿萨尼亚总统抱怨说，中央政府派遣了“一支占领军，以牺牲地区的利益为代价驻扎下来”。他的不满表达了孔帕尼斯和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烦恼，不过，他没有得到总统的鼓励。[2]几周后，司法专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以同样的话语向阿萨尼亚总统表示不满。对自己在五月事变期间的痛苦经历[3]耿耿于怀的共和国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博什无视这一事实：如果加泰罗尼亚地区驻扎着一支‘占领军’（他们喜欢这样称呼它）——合法政府派来的一支最终把加泰罗尼亚……从暴徒的魔爪下拯救出来的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来，在占领军巡逻、‘管制’、私设法庭等等情况下，该地区的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应当感到愤怒、耻辱并备受折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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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仅加剧了加泰罗尼亚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它还激起了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分离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温和的自治论者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尤其让人备受刺激的是部长和官员及其家人和朋友显眼招摇的存在，他们希望并且要求受到优待。“我告诉[内格林]，”共产党军事指挥官恩斯特·利斯特写道，“包括某些部长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滥用职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官员带来了情妇和家人，为他们征用豪华住宅。政府的行政机构同样［612］要求，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难处。这当然让加泰罗尼亚人感到愤怒。”[5]前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也证实：“人们用最不正当的手段抢占住房而不受惩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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