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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空出的位置,则由鲜为人知的巴斯克民族行动党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填补,他被认为是内格林的人,[33]他的政党从未调动过值得重视的追随者或选民队伍。[34]八月十七日,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以下公报:“共和国政府特别感兴趣地重申,它尊重自治地区权利和特点的立场不可动摇,它还为看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继续留在政府里从而保持了其作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特征感到骄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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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危机的草草解决并不能掩盖公众认为与地方自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党派的缺席。就连通常倾向于对这种问题含糊其辞的西班牙共产党在多年以后也承认,“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拉进政府并未抵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退出造成的影响”,而托马斯·毕尔巴鄂的组织与巴斯克民族独立党那种势力的代表性有“很大的差距”。[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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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得以避免最后摊牌的一个原因是代表左翼共和派和共和联盟的四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的部长无所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指责他们没有辞职,表现出“某种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使得内格林“可以随意组成他选择的联盟”。[37]另一个原因是热情之花指出的,她声称,使内格林能够应对这一局面的正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态度”,共产党建议他不要使其扩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这将意味着把解决危机的权力交给总统阿萨尼亚——“而只是更换两名辞职的部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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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提出的一种说法认为,艾瓜德和伊鲁霍的辞职是一个推[617]翻内格林的阴谋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极其受人尊重的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有人说他与阿萨尼亚以及另外一些社会党和共和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几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共同参与了这一阴谋。[39]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尽管这位长期以来被西班牙共产党污蔑为“投降主义者”的著名社会党领导人在八月危机期间突然从马德里前来看望阿萨尼亚引起了查无实据的猜测。[40]两人之间会见的情况不为人知,就连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坎迪多·博利瓦尔也没有参加这次谈话。[41]他们肯定讨论了结束内战的方法,因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这个问题就占据着他们的头脑,但是,据博利瓦尔说,两人对此均“守口如瓶”。[42]没有证据表明真的存在一个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四名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消极状态和阿萨尼亚本人的逆来顺受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难以想象,如今已经败下阵来因而不再继续活在妄想得到宪法权力的虚幻世界中的阿萨尼亚还会具有反对内格林的坚韧毅力。“我只代表那个花盆。”他在接待一个来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时承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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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内格林和共产党人都不打算冒险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八月十三日,当危机尚未解决时,内格林手下负责陆军事务的共产党人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通知所有军队负责人,军事调查局发现了一个以煽动士兵杀害军官的方式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他在发给所有师长的电报中声称,“军事调查局掌握了叛乱分子[向共和国军队]发布的以下命令:‘八月十四至十五日夜间,在每一块阵地、每一个指挥所、每一个战线后面的村庄、每一个军需仓库、每一个机场,也就是说,在所有地方,你们应当立即利用你们以十对一的不可抗拒的优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消灭你们的指挥官及其所信任的士兵。天亮时,在你们控制的地方升起白旗,我们将会注意观察,以使我们能够把你们从赤色分子罪恶的压迫之下永远解放出来。爱国者们!赤色地区的西班牙兄弟们!等到十五日清晨,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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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师部都在阅读这封通告叛军所发布的赤裸裸的命令的电报时,由共产党员、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十八军的坦克部队接到了立即向巴塞罗那进军的命令。到达巴塞罗那之后,他们在头顶飞机的轰鸣声中列队通过一条条大街。[45]同一天,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面对一切阴谋诡计,工人、战士、全体人民坚定地站在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总理内格林一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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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正是在这种军事威胁以及军队指挥官支持内格林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向阿萨尼亚的背景下,八月十六日晚上,总理要求总统签署两项任命新的政府部长的法令。尽管阿萨尼亚避而不谈这次令人感到羞辱的会面的细节,不过,他的朋友皮·苏涅尔记录了下来:“在会见过程中,内格林告诉[总统],由于这场危机仅仅是一次局部的危机,因此,只需更换两名部长,这是总理解决危机权限范围之内的事,不用与总统进行协商。当然,阿萨尼亚可以拒绝这种解决方案,但是,考虑到军队的态度,他应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阿萨尼亚再次屈服于压力,签署了任命两名部长的法令。[47]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时,阿萨尼亚只用了简单的四个字,他说,这是一次‘难以忘记’的会见[Entrevista para no olvidad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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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普列托提到“军队在巴塞罗那大街上的可耻阅兵”和“一窝蜂拍发的无耻电报扼杀了国家元首的意志”。他还说,这些电报电文内容的一致性和拍发时间的同步性清楚地表明,“有一只手在操纵”。[49]至于所谓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那是一个“骗局”。他说,文件提到军事调查局发现叛军鼓动共和派士兵杀死军官并升起白旗。“这是在距离前线一百公里的巴塞罗那采取戒备措施的理由吗?我毫不犹豫地对向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表示了我的看法:它有卑鄙的政治目的。归根到底,实行戒备为什么必须包括大张旗鼓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举行吓人的阅兵式,动用装甲车辆和装备并由飞机编队形成空中威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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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报纸发表了新政府的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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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亲共人士]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秘密共产党员] 外交部长 保利诺·戈麦斯 社会党[普列托派] 内政部长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社会党[内格林派] 司法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内格林的人] 教育和卫生部长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财政和经济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51]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交通部长 何塞·莫伊克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共产党人] 劳工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阿萨尼亚的人][619] 不管部长 托马斯·毕尔巴鄂 巴斯克民族行动党[内格林的人] 不管部长 与以往历届内阁相比,本届内阁中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力量更加强大,它将是最后一届战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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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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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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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本书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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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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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44页。另请参阅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0页;欧内斯特·乌迪纳《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206和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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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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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霍尔迪·阿克尔写给我的信。见“霍尔迪·阿克尔,与B.博洛滕的通信,信件和摘要”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阿克尔在来信中说明,从一九三七年他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后获释,到一九三八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前几个月再次被捕,其间他曾多次去孔帕尼斯家里和自治政府宫看望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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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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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九至十月号第六卷《经济与社会》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联邦制与自治: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国家,1868—1938》,第348—350页,对中央政府侵犯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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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526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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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92档案柜,第305档案盒,案卷B,第11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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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53页。阿瓦德·德·桑蒂连还说,苏联人把生产卷烟纸的机器运往苏联(同上,第265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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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内战刚一结束,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由于这个原因几乎立即退了党。实例见格雷戈里奥·莫兰《西班牙共产党的磨难和伟大,1939—1985》,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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