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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内格林和共产党人都不打算冒险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八月十三日,当危机尚未解决时,内格林手下负责陆军事务的共产党人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通知所有军队负责人,军事调查局发现了一个以煽动士兵杀害军官的方式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他在发给所有师长的电报中声称,“军事调查局掌握了叛乱分子[向共和国军队]发布的以下命令:‘八月十四至十五日夜间,在每一块阵地、每一个指挥所、每一个战线后面的村庄、每一个军需仓库、每一个机场,也就是说,在所有地方,你们应当立即利用你们以十对一的不可抗拒的优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消灭你们的指挥官及其所信任的士兵。天亮时,在你们控制的地方升起白旗,我们将会注意观察,以使我们能够把你们从赤色分子罪恶的压迫之下永远解放出来。爱国者们!赤色地区的西班牙兄弟们!等到十五日清晨,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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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师部都在阅读这封通告叛军所发布的赤裸裸的命令的电报时,由共产党员、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十八军的坦克部队接到了立即向巴塞罗那进军的命令。到达巴塞罗那之后,他们在头顶飞机的轰鸣声中列队通过一条条大街。[45]同一天,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面对一切阴谋诡计,工人、战士、全体人民坚定地站在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总理内格林一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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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正是在这种军事威胁以及军队指挥官支持内格林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向阿萨尼亚的背景下,八月十六日晚上,总理要求总统签署两项任命新的政府部长的法令。尽管阿萨尼亚避而不谈这次令人感到羞辱的会面的细节,不过,他的朋友皮·苏涅尔记录了下来:“在会见过程中,内格林告诉[总统],由于这场危机仅仅是一次局部的危机,因此,只需更换两名部长,这是总理解决危机权限范围之内的事,不用与总统进行协商。当然,阿萨尼亚可以拒绝这种解决方案,但是,考虑到军队的态度,他应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阿萨尼亚再次屈服于压力,签署了任命两名部长的法令。[47]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时,阿萨尼亚只用了简单的四个字,他说,这是一次‘难以忘记’的会见[Entrevista para no olvidad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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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普列托提到“军队在巴塞罗那大街上的可耻阅兵”和“一窝蜂拍发的无耻电报扼杀了国家元首的意志”。他还说,这些电报电文内容的一致性和拍发时间的同步性清楚地表明,“有一只手在操纵”。[49]至于所谓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那是一个“骗局”。他说,文件提到军事调查局发现叛军鼓动共和派士兵杀死军官并升起白旗。“这是在距离前线一百公里的巴塞罗那采取戒备措施的理由吗?我毫不犹豫地对向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表示了我的看法:它有卑鄙的政治目的。归根到底,实行戒备为什么必须包括大张旗鼓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举行吓人的阅兵式,动用装甲车辆和装备并由飞机编队形成空中威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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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报纸发表了新政府的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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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亲共人士]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秘密共产党员] 外交部长 保利诺·戈麦斯 社会党[普列托派] 内政部长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社会党[内格林派] 司法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内格林的人] 教育和卫生部长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财政和经济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51]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交通部长 何塞·莫伊克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共产党人] 劳工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阿萨尼亚的人][619] 不管部长 托马斯·毕尔巴鄂 巴斯克民族行动党[内格林的人] 不管部长 与以往历届内阁相比,本届内阁中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力量更加强大,它将是最后一届战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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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本书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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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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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本书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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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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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44页。另请参阅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70页;欧内斯特·乌迪纳《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忠诚的冒险》,第206和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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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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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霍尔迪·阿克尔写给我的信。见“霍尔迪·阿克尔,与B.博洛滕的通信,信件和摘要”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阿克尔在来信中说明,从一九三七年他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后获释,到一九三八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前几个月再次被捕,其间他曾多次去孔帕尼斯家里和自治政府宫看望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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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佩雷·博什·希姆佩拉,《回忆录》,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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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九至十月号第六卷《经济与社会》上的文章。另请参阅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联邦制与自治: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国家,1868—1938》,第348—350页,对中央政府侵犯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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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脚步的回声》,第526页。另请参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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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报告》,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92档案柜,第305档案盒,案卷B,第11页。这份报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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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53页。阿瓦德·德·桑蒂连还说,苏联人把生产卷烟纸的机器运往苏联(同上,第265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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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内战刚一结束,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由于这个原因几乎立即退了党。实例见格雷戈里奥·莫兰《西班牙共产党的磨难和伟大,1939—1985》,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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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内战结束以后退党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的重要成员,曾经担任自治政府专员和党的农业书记,一九四五年他在墨西哥告诉我,西班牙共产党企图独占他那个部门的所有职位,“阿拉贡前线的政治委员[可能是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部队中]全部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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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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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更多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冲突的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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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拉斐尔·门德斯发表在一九七一年十一至十二月号《标志》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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