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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相互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就连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人员都无法掩盖。路易斯·费希尔一九三八年八月写道:“有些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想要控制所有职位和宣传工作。共产党人则指责社会党人做的太少抱怨太多。事实是,共产党人积蓄力量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纪律性可能具有令人讨厌的副作用。作为一个中间党派,社会党人被夹在资产阶级[630]共和派与共产党人之间。对两边都不喜欢的那些人不是闷闷不乐,就是希望有一座与他们以前谩骂的无政府主义者沟通的桥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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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共和派阵营内部不和这种状况,有什么迹象显示了内格林作为一名政治家颇为自负的才能吗?因为与共产党站在一边,他无法缓和人们的悲观情绪,在自己的党内也得不到信任。“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信告诉他的女儿,“无论我们失败还是赢得内战,独立的社会党人都将被迫移居国外,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被佛朗哥杀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将被共产党人杀害。”[39]受人尊敬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留在马德里置身于党内斗争之外,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宣称:“如果我们赢得内战,西班牙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整个民主世界将敌视我们,我们只能依靠苏联。……如果我们被打败,未来将是可怕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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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五月份,内格林的“民族团结政府”组成仅仅几周后,热情之花就承认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争论”,她表示,“我们两党真诚地努力结束争论”至关重要。[41]尽管热情之花作出这种规劝,两党的关系仍然持续恶化。她在自传中记述说,它们一天比一天更难以相处。“社会党领导人,包括那些倾向于与我们达成谅解的人[例如党的书记拉蒙·拉莫内达],完全拒绝参加两党协调委员会会议。与社会党领导人的联系减少到与拉莫内达的几次会谈,……他以种种借口反对任何联合行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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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拉莫内达是一个无人能比的机会主义者,自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其政治效忠对象就在西班牙社会党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变来变去。他的冷淡态度表明,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明显衰落,这不仅是由路易斯·费希尔委婉地称之为他们“积蓄力量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纪律性”造成的,而且是由战争的灾难性进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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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前景黯淡的另一个迹象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越来越激烈的内部斗争。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在内战爆发之前合并而成,两年来,它是共产党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正如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双方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一致同意,在一个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领导机构之前,合并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形式进行。但是,根本没有举行代表大会。作为替代,合并后的青年组织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和另外一些青年社会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不仅指定了代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地方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631]而且指定许多来自前线和工厂的年轻共产党员参加会议。这是他耍的一个花招,使他可以确保大量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全国委员会和执委会的选举中当选。“共产党人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来自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道,“而是玩弄‘骗局’召开了所谓巴伦西亚会议。他们竭力把它说成一次‘民主’的统一代表大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43]埃斯克里瓦诺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这些忠于卡瓦列罗的人没有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异议,现在看来都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尽管当时无可非议。这两个原因是:1. 参加会议的社会党青年代表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卡里略、莱恩、梅尔乔和奥罗拉·阿奈斯等人全都投靠了共产党。我们以为他们还是青年社会党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伙懦夫已经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出现的情况将完全不同。2. 会议的气氛和形式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打算作出反应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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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两名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坚定支持者、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书记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仍然拒绝接受为他们在全国委员会中安排的职务;接着,没过多久,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埃斯克里瓦诺在痛斥其他成员屈服于共产党人之后从执委会辞职。[45]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初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和权力急剧增强期间,表示异议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沉寂。“战争为掩盖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最严重的政治灾难提供了有效的烟幕弹。”埃斯克里瓦诺写道,“如果有人试图发表反对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意见,他将被以破坏战争努力为由剥夺权利。对于进行大规模迫害来说,战争是一个多么便利的机会啊!……为了理解许多真正的青年社会党人为什么没有在这个统一组织诞生的那一刻就毁掉它,强调这一事实非常重要。”[46]不过,在穆尔西亚,据陶里亚蒂说,分歧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班子:“一个由卡瓦列罗派组成,以青年之家为总部,另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在党的机关里办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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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愈演愈烈,越来越多持不同意见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试图恢复社会党青年运动以前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在阿利坎特、哈恩、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几个省。对于组织分裂的危险,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喉舌《现在》几乎不作任何报道,可是,它对“团结的敌人”越来越频繁的抨击以及“没有人能够分裂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因为]六十万联盟成员将阻止它”的警告[48]却暴露了持不同意见的联盟成员所造成的威胁。对他们的活动感到担忧的卡里略企图“通过许以军队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官职的方式收买引人注目的反对派首领”,[49]但是他没有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尽管共产党人从前线召来一些党员显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社会党人仍然在哈恩[632]省选出了一个新的省委。[50]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的一封打印了三十七页的致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的信中,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描述了西班牙共产党的称霸野心,他写道:“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中,或者像某些幽默作家称呼的那样,在‘苏化青年团’[一出关于苏联的戏剧的名称]中,对共产党人发展党员有强烈的反应,在一些省份,青年社会党人已经将骗人的‘统一’二字从他们的组织名称中去掉,恢复了以前的独立性。”[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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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层的最大威胁却在社会党左派的堡垒马德里出现了。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一个“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德里省省长何塞·戈麦斯·奥索里奥的儿子苏格拉底·戈麦斯任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任书记。[52]为了躲避危险,圣地亚哥·卡里略把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转移到了马德里,他试图重新控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但没有成功。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陷落之后为什么没有返回中部地区。十一月,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几乎每个省都派代表参加了。埃斯克里瓦诺证实,一些代表要求立即断绝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但是,因为当时敌军正在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53]与此同时,看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即将发生内部分裂的拉蒙·拉莫内达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执委会的青年书记处(Secretariado Juvenil),还任命了一些省份的青年书记,希望在反对派获胜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重新恢复的社会党青年运动的控制权,不过,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陷落及其本人逃往法国使他在这方面所抱有的无论什么期望都即刻化为泡影。[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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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们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愈演愈烈,因此,没有必要再向那些前著名共产党人——他们的著作列在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及其辩护士的参考书目上——的说法寻求证实。但是,完全无视他们的说法就等于向那些把所有不符合党的路线的著作排除在内战史书之外的人让步。《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就是这样一本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书,它的作者是二战之后从苏联逃出来的著名共产党民兵指挥官巴伦廷·冈萨雷斯(绰号“农夫”)。尽管像无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不确和曲解,它仍然包含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应当予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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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本书的引用曾经受到著名作家和西班牙内战评论家赫伯特·R.索思沃思的批评。[55]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回应索思沃思的批评时说:“索思沃思先生对于证据非常挑剔。他拒绝考虑前共产党人所说的一切,也拒绝考虑其他任何与被认为参与了‘冷战’的西方组织‘有关’的人所说的一切。冷战在这里照例指的是发表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意见或是讲述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事实。所有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633]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某些背叛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见证人本人的立场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甚至不能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缺陷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我们也不排斥那些总是把自己美化到超出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的人——否则的话几乎要把整个人类排除在外。即使不是如此明显地偏袒一方,索思沃思先生的标准也可以使他以坚持绝对准确性为借口把所有他不愿意考虑的人排除在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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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农夫”写道:“从那时起,前线和后方的士气持续低落,我们的败仗一个接着一个。……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人的仇恨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位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宣称:‘我们不能后退。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否则的话,我们将像猎物一样在大街上被人追杀。’”[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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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共产党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在前线,诱骗、胁迫和暴力手段日甚一日。“成千上万我们的同志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与被对面的敌人打死相比,他们[在前线]更害怕被自己这边的对手杀害。”[58]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斯德哥尔摩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宣称:“不能仅仅因为反法西斯军官和士兵属于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就杀害他们……否则的话,群众要问,内格林政权与佛朗哥手下的法西斯政权有什么区别。采取这种手段不可能不使士气低落道德败坏,不可能不损害人们的斗志。”[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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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被暗杀于前线的恐惧中的不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包括所有不服从共产党的意志的人。由于一个持不同意见的青年社会党人小组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散发了一份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路线的报告,前线枪毙的青年社会党人“不计其数”,另外还有“许多”社会党人被监禁、被降职或者失去了担任政治委员的可能性。[60]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内格林:“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61]前线的青年共和派人士也逃脱不了这种恐惧。据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说,为其“受迫害的成员”寻求保护的共和派青年运动领导人前往他的指挥部,要求允许他们加入他当时正在组建的第二十四军。“他们在一次来访时交给我一份发给共产党某个旅的……旅长或政委的‘机密’文件的副本,文件说,必须清除那些反对共产党权威的人,如有必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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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在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前线的同时,对军事调查局和秘密警察的畏惧使大家噤若寒蝉,几乎听不到一点批评。从这时起,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苏联物资的支持下,内格林成为抵抗的象征。受运输条件和斯大林不要在内战中陷得太深的决定限制的苏联援助以下列信念为前提:英法两国最终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干涉,而西班牙内战最终将成为一场西欧和中欧的全面战争的一部分。“如果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的话,[莫斯科]将通过各种方法努力避免被孤立,争取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开战。”共产国际顾问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告诉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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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五月,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保持一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一项决议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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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和派每天都在赢得同情和声誉。我们的斗争正在调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和自由力量。我们的抵抗正在激励大不列颠、合众国、法兰西等国自由民众的决心,为反对正在把[世界]推向战争的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共同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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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再次证明了它对具有民主特征的西班牙革命的立场,它还谴责一切危险、激进的冒险试验,这些试验只能……妨碍巩固和加强民主的成果。我们正在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它建立在人民的意愿和人民军队的基础上,它保证所有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自由开展政治活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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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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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里奥的四页回应现存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48档案柜,第308档案盒。其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哈辛托·托里奥,立即解除哈辛托·托里奥同志《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职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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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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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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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本书第十九章(原书误为第二十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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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奥拉蒂奥·M.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号《方向盘》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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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05页。我们应当记得,尽管阿瓦德·德·桑蒂连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当他作为经济专员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时,他也把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暂时放在了一边。关于围绕着他在西班牙和阿根廷漫长的自由主义运动生涯而产生的某些争议的简要记述,见拉斐尔·希德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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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塞贡多·布兰科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5—11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全国大会”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4档案柜,C案卷。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全国大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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