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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们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愈演愈烈，因此，没有必要再向那些前著名共产党人——他们的著作列在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及其辩护士的参考书目上——的说法寻求证实。但是，完全无视他们的说法就等于向那些把所有不符合党的路线的著作排除在内战史书之外的人让步。《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就是这样一本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书，它的作者是二战之后从苏联逃出来的著名共产党民兵指挥官巴伦廷·冈萨雷斯（绰号“农夫”）。尽管像无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不确和曲解，它仍然包含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应当予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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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本书的引用曾经受到著名作家和西班牙内战评论家赫伯特·R.索思沃思的批评。[55]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回应索思沃思的批评时说：“索思沃思先生对于证据非常挑剔。他拒绝考虑前共产党人所说的一切，也拒绝考虑其他任何与被认为参与了‘冷战’的西方组织‘有关’的人所说的一切。冷战在这里照例指的是发表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意见或是讲述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事实。所有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633］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某些背叛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见证人本人的立场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甚至不能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缺陷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我们也不排斥那些总是把自己美化到超出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的人——否则的话几乎要把整个人类排除在外。即使不是如此明显地偏袒一方，索思沃思先生的标准也可以使他以坚持绝对准确性为借口把所有他不愿意考虑的人排除在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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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农夫”写道：“从那时起，前线和后方的士气持续低落，我们的败仗一个接着一个。……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人的仇恨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位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宣称：‘我们不能后退。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否则的话，我们将像猎物一样在大街上被人追杀。’”[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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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共产党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在前线，诱骗、胁迫和暴力手段日甚一日。“成千上万我们的同志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与被对面的敌人打死相比，他们[在前线]更害怕被自己这边的对手杀害。”[58]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斯德哥尔摩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宣称：“不能仅仅因为反法西斯军官和士兵属于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就杀害他们……否则的话，群众要问，内格林政权与佛朗哥手下的法西斯政权有什么区别。采取这种手段不可能不使士气低落道德败坏，不可能不损害人们的斗志。”[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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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被暗杀于前线的恐惧中的不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包括所有不服从共产党的意志的人。由于一个持不同意见的青年社会党人小组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散发了一份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路线的报告，前线枪毙的青年社会党人“不计其数”，另外还有“许多”社会党人被监禁、被降职或者失去了担任政治委员的可能性。[60]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内格林：“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61]前线的青年共和派人士也逃脱不了这种恐惧。据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说，为其“受迫害的成员”寻求保护的共和派青年运动领导人前往他的指挥部，要求允许他们加入他当时正在组建的第二十四军。“他们在一次来访时交给我一份发给共产党某个旅的……旅长或政委的‘机密’文件的副本，文件说，必须清除那些反对共产党权威的人，如有必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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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在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前线的同时，对军事调查局和秘密警察的畏惧使大家噤若寒蝉，几乎听不到一点批评。从这时起，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苏联物资的支持下，内格林成为抵抗的象征。受运输条件和斯大林不要在内战中陷得太深的决定限制的苏联援助以下列信念为前提：英法两国最终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干涉，而西班牙内战最终将成为一场西欧和中欧的全面战争的一部分。“如果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的话，[莫斯科]将通过各种方法努力避免被孤立，争取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开战。”共产国际顾问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告诉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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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五月，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保持一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一项决议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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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和派每天都在赢得同情和声誉。我们的斗争正在调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和自由力量。我们的抵抗正在激励大不列颠、合众国、法兰西等国自由民众的决心，为反对正在把[世界]推向战争的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共同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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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再次证明了它对具有民主特征的西班牙革命的立场，它还谴责一切危险、激进的冒险试验，这些试验只能……妨碍巩固和加强民主的成果。我们正在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它建立在人民的意愿和人民军队的基础上，它保证所有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自由开展政治活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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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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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里奥的四页回应现存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48档案柜，第308档案盒。其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哈辛托·托里奥，立即解除哈辛托·托里奥同志《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职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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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发表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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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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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本书第十九章（原书误为第二十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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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奥拉蒂奥·M.普列托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号《方向盘》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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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05页。我们应当记得，尽管阿瓦德·德·桑蒂连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当他作为经济专员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时，他也把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暂时放在了一边。关于围绕着他在西班牙和阿根廷漫长的自由主义运动生涯而产生的某些争议的简要记述，见拉斐尔·希德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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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塞贡多·布兰科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5—11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全国大会”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4档案柜，C案卷。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全国大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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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88页。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在内阁中投票支持八月法令的塞贡多·布兰科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样认为，政府中没有出现问题。”（《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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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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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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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安·洛佩斯对自由主义运动中这位有争议的人物作了饶有趣味的描述，见《不重要的任务：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70—171页。洛佩斯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在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中任商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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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见戴维·波特编的《充满激情的理想：埃玛·戈德曼论西班牙革命》，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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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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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30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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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佩拉特斯写给胡安·利亚尔奇的信，见胡安·利亚尔奇《内格林：抵抗失败！》，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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