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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班牙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不是果断地向其最终目标前进，就是同样果断地后退并以反革命而告终。早在法西斯军队攻占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前，反革命力量已经在共和派控制区悄悄地建立起来了。内战拖延的时间越长，随着接踵而来的地方失守和人员牺牲，军事力量的对比将变得对敌人越来越有利（因为他们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的援助比共和国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多得多），失败主义和绝望的情绪也将在城乡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当中更加普遍地到处蔓延，并且影响无产阶级群体。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的投降主义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抵抗到底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西班牙共产党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不断恶化的形势，但是，无论宣传还是它为加强军队或武器生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无法填补人民失去革命热情而留下的真空——在内战初期，这种热情是人民群众斗志高涨的决定因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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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克劳丁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它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内战结束之前不久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士气低落的征兆。在描述了无产阶级最激进的一部分成员感到被拒绝、被背叛以及共产党内部“在乐观的外表掩盖下的怀疑和犹豫”之后，他继续写道：“[党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反对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社会党改良派领导人结盟的政策，而且有人表示，对党来说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把战争的指挥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倾向都与一种拥有广泛党员基础的认识有关：寄托于‘西方民主［640］国家’援助的希望已被证明完全是幻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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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背离主流的倾向——它反映了党内不断增长的怀疑情绪——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影响力绝不足以使党的政策发生变化，陶里亚蒂也迅速纠正了这种倾向。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反对我不得不经常采取的立场的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把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应当抓紧时间这样做。对于发动一场完全由工人阶级参加的运动的想法，佩佩[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也曾拿不定主意。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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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样的证据，多年之后热情之花在接受采访时却坚决否认党内曾经出现过任何背离主流的倾向。她说：“我们在内战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只提保卫共和国和民主政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任何犹疑。”[26]不过，当马德里的《工人世界报》——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政治局对它的监管不太严格——大胆地发表意见时，背离主流的倾向短暂地公开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像另一份报纸那样说：‘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因为法国不希望那样。’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27]政治局的回应是明确的。肯定是由陶里亚蒂亲自授意——即使实际上不是他写的——发表的何塞·迪亚斯的署名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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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的说法绝对正确。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西班牙人民正在为国家独立……和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战。……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如果说工人群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追随我们而且信任我们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共和国宪法最坚定的捍卫者。……提出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问题必将使人民发生分裂，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不可能被所有西班牙人所接受，这绝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党决不会做任何分裂人民的事情。……你们断言“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但是，这也不符合政治形势或是我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政策。我向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作报告时说：“所有民主国家有理由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理由就是防止发生威胁我们大家的战争。”当我说到“所有民主国家”时，我不仅想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且想到了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我们希望这些国家帮助我们；我们认为它们可以通过帮助我们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你们［641］在你们的文章里采取的立场完全不同，所以它是错误的。你们犯的错误是，你们忘记了我们的斗争所具有的国际特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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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明确的回应，显然，受共产国际指挥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打算像它从内战爆发以来所做的那样，以相同的温和外表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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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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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项法令的情况，见本书第二十二章。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侵犯这项法令的抗议，见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和三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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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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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纽约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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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感谢阿德里安·舒伯特向我提供了弗雷泽·劳顿一九三六年七八月份从巴塞罗那发出的电报和信函的复印件。据舒伯特说，这些电报和信函的原件为劳顿的一个家庭成员杰克·戈林所拥有。这些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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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本书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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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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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尔《政府的经济政策，1936—1939》，第346页。鲁伊斯·庞塞蒂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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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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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纽约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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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卡多纳·罗塞利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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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对这项法令有价值的评论，见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三十个月的集体化运动，1936—1939》，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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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报纸上摘引的下面这段话说明了他们对国有化的看法：“如果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那样在西班牙实行国有化，我们将会走向独裁，因为，通过将一切国有化，政府将成为主人、主角，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事的绝对主宰。”（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我们》。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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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85页。另请参阅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4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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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三卷，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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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地方委员会全国大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第54档案柜，C。这份文件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地方委员会大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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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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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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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和二十日、十二月四日《工人团结报》以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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