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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这一方案的大肆宣传，它的来源值得一提。据路易斯·费希尔——在这个问题上，他提供的证据至关重要——说，方案的灵感来自英国电影制片人艾弗·蒙塔古。费希尔谨慎地避而不提蒙塔古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和伦敦《工人日报》的编辑。[23]“在巴塞罗那逗留期间，”他在美国版《人与政治》中写道，“我天天都去外交部，每次我都看到艾弗·蒙塔古坐在德尔巴约的接待室里等待国防部批准他去前线拍摄影片。……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在我看来，共和派政府应当明确提出它的战争目标，类似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好主意，’我说道，‘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过？’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德尔巴约。……他去找内格林商量。内格林说：‘好啊，把它写出来。’德尔巴约草拟了十点方案给内格林看。内格林说，‘我们必须提出十三点方案以表明我们不迷信’，［646］然后，他亲自增加了三点内容。”[24]内格林轻浮的态度基本说明整个方案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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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路易斯·费希尔这本书的英国版中，所有关于艾弗·蒙塔古——从一九二九年起他就是著名的英国共产党党员[25]——的内容都被删掉了，而且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指出的那样，它还对十三点方案那一段情节作了“修改”以适合“英国人的口味”。[26]“一段时间以来，”经过删改的英国版写着，“共和派领导人一直在考虑宣布社会和平目标的可行性。他们希望这些目标将会影响佛朗哥阵营的士气并且增加国外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同情。德尔巴约和内格林拟订了主要的战争目标，最后，它们在一次正式的内阁会议上被通过。”[27]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这是一次为政府和国家增光的内阁会议，会议本身直接证明那些企图把共和派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外国势力、蛊惑民心的政客和革命者所控制的国家的人是在造谣。”[28]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在多年以后宣称：“十三点方案证明了国外那些宣传活动的欺骗性，它们说我们打仗是为了在西班牙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某种无政府主义制度，而且无视民主的原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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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十三点战争目标的炮制，不过，它在方案公布两周之后正式发表了以下公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研究了十三点方案并且一致表示同意。这份文件符合正在为保卫共和国民主制度和国家独立而战的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性质，从而奠定了我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的基础。……我们号召我们的所有同志、所有战士和全体反法西斯人士继续为民主的西班牙工作和战斗，在这个民主的西班牙，人民享有长期以来拒绝赋予他们的充分的权利，在这个民主的西班牙，他们将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平、正义和社会进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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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月三十日内格林宣布其方案的内阁会议上，只有一个人发出了犹疑的声音。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二天发给地方委员会的通报，唯一一位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阁部长塞贡多·布兰科建议先把方案交给各个党派组织认可，但是，内格林以下述理由予以拒绝：（1）它必须在当天发表同时递交英国大使馆；（2）它的目的是向国外表明，“尤其是向法国和英国”表明，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没有采取偏激的政策，也没有任何赤化的危险”；（3）如果把它交给各个党派组织，“谁也不会表示同意，因为它无法满足它们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最后，内格林指出，宣布方案“不必照本宣科，因为它不是将要全面落实的一件事情，而是必须及时向国外发表的一个声明”。[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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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五月三日，在发给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方委员会的一份通报中，半岛委员会表露了它的预感。通报说，十三点方案的目的肯定是想促使外国改变其对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的政策，但它也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开始”对革命进行清算。由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代表参与的政府宣布方案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与责任有关的“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已经“同意放弃迄今为止我们所捍卫的一切革命成果”。然后，半岛委员会以一种比较缓和的语气接着说：“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作为更强大的势力强加于人的东西，我们接受所宣布的方案，我们不能公开反对这一方案，以免使自己陷入给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带来真正灾难的境地。……但是，我们决不同意参与正在利用国际形势胁迫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集团的阴谋。如果我们革命的工会组织不去分担这一方案的责任，那就更好。但是，它已经为避免更大的灾难采取了行动，这与它派代表参与政府的目的一致。与这些承诺无关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而且可以继续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追求和志向的工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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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为采取宽容态度以免加剧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同时，半岛委员会试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离经叛道保持距离从而避免承担历史责任，不过，这种巧妙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支持，因为，半岛委员会在三天以后分发了另一份与十三点方案完全划清界限的通报：“从建立一个议会制政权的第三点到保证大赦佛朗哥的支持者的第十三点，整个文件不仅与我们的想法严重冲突，……而且不符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所造成的现实状况。……我们在文件中没有看到用什么办法保障工人和农民取得的成果：工人阶级管理生产的权利和集体耕种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国家保证私人财产、私有企业不受侵犯，保证自由举行宗教活动，发展小型企业，赔偿外国资本，等等，等等。在现在这个时候，难以想象制订一个更加反革命的方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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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由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前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两位著名的温和派人士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试图缓和自由主义运动中蔓延滋生的焦虑。它在一份概括了地方委员会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的通报中说：“[工会]积极分子……凭着直觉看到了危险，但某些同志有时候会夸大其词……因为宣布的方案包含了许多有利因素。”接着，像下面的举例所显示的那样，它以积极的态度解释了方案的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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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西班牙的绝对独立和领土完整。自从七月十九日以来我们反［648］复重申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感到担忧，那应当是共产党人，因为文件提到了一个“摆脱了一切外国干涉”的西班牙，“无论干涉的性质和起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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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班牙政府将保证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还能说些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宗教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北美和英国，那么，表明我们对它的尊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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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应当保证合法取得财产并且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支持社会主义化、集体化等等运动的声明，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外问题的“症结”所在？难道我们可以突然不顾这一事实：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或是任何民主国家，它们能够友好地看待或者帮助一个建立在集体化、社会主义化甚至工人实行的国有化基础上的政权取得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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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班牙军队应当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只是重复了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和兼并意图（absorcionismos）始终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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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条剖析了这份文件。”通报继续说，“……它并不像乍一看那样反革命。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为了影响外国舆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宣布它。……在法国，在北美，在英国，它是那些希望帮助我们的人所掌握的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这才是关键。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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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十三点方案进行了大肆宣传，但是，它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最有权势的成员奥拉蒂奥·M.普列托——就决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以及全国委员会支持十三点方案而言，他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共同负有主要责任——在内战结束以后自以为是地宣称：“外交官和国外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注意我国历届政府的虚假宣传，我国政府为其愚蠢的天真所害，试图掩盖像阳光一样明显的事情：一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进行着零星的社会主义尝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暗中等待胜利的时刻，以便把西班牙布尔什维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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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佛朗哥将军全力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为止，一部分重要的西班牙左派仍然希望英法两国可能改变它们的政策，德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潜在的对抗将突然爆发，变成一场拯救西班牙共和派的全面的欧洲战争。由于明显的外交原因，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希望。热情之花宣称，即使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东部前线崩溃之后，当一切看来都将化为一场灾难时，“我国仍然有人对国际形势抱太多的幻想，天天［649］盼望发生某种突然改变欧洲前途从而结束对我国的入侵的特别事件。我们没有这些天真的幻想并且提醒大家警惕它们。[如果]一场欧洲战争爆发，由于迫切希望征服西班牙从而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法西斯分子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野蛮的杀伤性武器屠杀我国人民。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以为一场欧洲战争对我们有利，可以更快地结束内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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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热情之花如此振振有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私下谈话时并不讳言他把希望寄托于一场欧洲战争，他的想法反映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的期待。据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说，德尔巴约向何塞·希拉尔“保证”，欧洲战争即将来临，它将“对我们的命运产生某种决定性的有利影响”；[37]而苏联记者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夏天外交部长向他保证，“以德国为一方、以法国及其盟友为另一方的战争不可避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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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希望和胡安·内格林的个人信念。后者是抵抗政策的象征，据西班牙共和国总理的朋友和始终不渝的仰慕者赫伯特·马修斯说，内格林“认识到，只要他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更大的冲突将会发生从而拯救西班牙共和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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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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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209页。作者是他哥哥伊鲁霍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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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先驱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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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先驱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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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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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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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国际联盟第一百〇一次会议上的两次发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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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地区秘密宗教活动的记述，见阿尔韦特·马嫩特—塞希蒙和何塞·拉文托斯—希拉尔特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的地下教会，193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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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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