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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西班牙的绝对独立和领土完整。自从七月十九日以来我们反［648］复重申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感到担忧，那应当是共产党人，因为文件提到了一个“摆脱了一切外国干涉”的西班牙，“无论干涉的性质和起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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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班牙政府将保证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还能说些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宗教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北美和英国，那么，表明我们对它的尊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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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应当保证合法取得财产并且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支持社会主义化、集体化等等运动的声明，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外问题的“症结”所在？难道我们可以突然不顾这一事实：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或是任何民主国家，它们能够友好地看待或者帮助一个建立在集体化、社会主义化甚至工人实行的国有化基础上的政权取得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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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班牙军队应当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只是重复了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和兼并意图（absorcionismos）始终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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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条剖析了这份文件。”通报继续说，“……它并不像乍一看那样反革命。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为了影响外国舆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宣布它。……在法国，在北美，在英国，它是那些希望帮助我们的人所掌握的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这才是关键。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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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十三点方案进行了大肆宣传，但是，它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最有权势的成员奥拉蒂奥·M.普列托——就决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以及全国委员会支持十三点方案而言，他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共同负有主要责任——在内战结束以后自以为是地宣称：“外交官和国外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注意我国历届政府的虚假宣传，我国政府为其愚蠢的天真所害，试图掩盖像阳光一样明显的事情：一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进行着零星的社会主义尝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暗中等待胜利的时刻，以便把西班牙布尔什维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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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佛朗哥将军全力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为止，一部分重要的西班牙左派仍然希望英法两国可能改变它们的政策，德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潜在的对抗将突然爆发，变成一场拯救西班牙共和派的全面的欧洲战争。由于明显的外交原因，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希望。热情之花宣称，即使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东部前线崩溃之后，当一切看来都将化为一场灾难时，“我国仍然有人对国际形势抱太多的幻想，天天［649］盼望发生某种突然改变欧洲前途从而结束对我国的入侵的特别事件。我们没有这些天真的幻想并且提醒大家警惕它们。[如果]一场欧洲战争爆发，由于迫切希望征服西班牙从而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法西斯分子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野蛮的杀伤性武器屠杀我国人民。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以为一场欧洲战争对我们有利，可以更快地结束内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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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热情之花如此振振有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私下谈话时并不讳言他把希望寄托于一场欧洲战争，他的想法反映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的期待。据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说，德尔巴约向何塞·希拉尔“保证”，欧洲战争即将来临，它将“对我们的命运产生某种决定性的有利影响”；[37]而苏联记者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夏天外交部长向他保证，“以德国为一方、以法国及其盟友为另一方的战争不可避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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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希望和胡安·内格林的个人信念。后者是抵抗政策的象征，据西班牙共和国总理的朋友和始终不渝的仰慕者赫伯特·马修斯说，内格林“认识到，只要他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更大的冲突将会发生从而拯救西班牙共和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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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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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209页。作者是他哥哥伊鲁霍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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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先驱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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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先驱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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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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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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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国际联盟第一百〇一次会议上的两次发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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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地区秘密宗教活动的记述，见阿尔韦特·马嫩特—塞希蒙和何塞·拉文托斯—希拉尔特的《西班牙内战期间加泰罗尼亚的地下教会，1936—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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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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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费乌斯通讯社负责人里卡多·德尔里奥。“里卡多·德尔里奥：德尔里奥采写的各种重要事件的报道和伯内特·博洛滕在与德尔里奥谈话时所作的速记记录”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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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进行的外国志愿人员撤离的情况，见本书第六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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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八日《每日图片报》。另请参阅伊尼亚基·阿纳萨戈斯蒂和科尔多·圣塞瓦斯蒂安《黑暗年代：巴斯克自治政府——流亡，1937—1941》，第75页，注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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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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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先驱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和十七日《先驱报》。共产党的报纸对设立宗教委员会的法令的评论，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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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里卡多·德尔里奥：德尔里奥采写的各种重要事件的报道和伯内特·博洛滕在与德尔里奥谈话时所作的速记记录”档案（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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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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