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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斯大林肯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从一九三四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来他怀着摆脱德国威胁的希望积极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可能已经失败了，英法两国将会冒着战争的风险干涉西班牙的微弱希望正在破灭。因此，为了使德国军队把攻击的目标转向西方，他重新开始对通过谈判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产生了兴趣。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在内战初期就开始为达成一项协议与德国谈判，但是，这些试探性的努力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胡安·内格林被推翻[30]以后，斯大林才最终放弃了使英法两国因西班牙内战而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全部希望，恢复执行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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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重要的是预测西班牙的事态发展，甚至调查欧洲列强之间除了结束西班牙内战之外还会玩弄什么外交阴谋，以便充分了解将要参与的危险游戏以及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本身在战争期间真正担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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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斯大林痛斥英法两国鼓励德国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它们将作为有生力量出现……为两败俱伤的交战双方强行规定停战条件”[31]——如果西班牙内战发展成为一场西欧的战争，这正是斯大林为苏联预留的仲裁人角色。同时，他还对与德国和解的愿望第一次作出了公开的暗示。“一九三九年三月，斯大林元帅发表了一次讲话，”第三帝国外［655］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作证说，“他在这次讲话中对他与德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的愿望作了某种暗示。我把这个讲话交给阿道夫·希特勒，并且问他我们是否应当设法查明这个暗示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真实的意图。希特勒起初不愿这样做，但是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关于商务协定的谈判开始进行，经元首同意，我在谈判期间对莫斯科进行了试探，以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建立某种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以及两国的利益是否至少可以协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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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所显示的那样，[33]从斯大林发表讲话开始，双方在讨论政治和解问题时均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源于下述事实：德国和苏联均担心对方利用为政治和解提出的具体建议加强其与英法两国谈判的地位。实际上，这些文件表明，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为止，事情的进展没有超出暧昧试探的范围，此时距离（八月）签订导致德国进攻波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不到三个月。就在五月三十日当天，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打电报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与此前制定的策略相反，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与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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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大林直到一九三九年年中还没有开始与希特勒进行正式谈判，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除了通过坎杰拉基作出的姿态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让希特勒知道，把他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对德国有利。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情报机构的第四种方法是所谓传递错误信息。……传递错误信息不只是为了说谎而说谎；同时还想把它当作一种微妙的手段，诱使某个外国政府去做克里姆林宫希望它做的事情。……西班牙内战期间……传递错误信息部门奉命向德国军事情报机关传递信息：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飞机不是最新设计的，苏联的武器库里停放着数千架新式飞机，都是飞行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高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这并不是事实。（尽管数量不足）苏联向西班牙提供的是它所拥有的最新、最好的飞机。这一误导他人的情报严重影响了德国最高统帅部。……显然，斯大林想给希特勒造成深刻的印象：苏联比他认为的强大得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良，因此，对于德国来说，把苏联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比较明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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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在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月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声称，斯大林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对“孱弱的”民主国家的极度蔑视为［656］基础，因此，他的国际政策是由一系列花招组成的，这些花招的唯一目的是使他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36]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斯大林不可能把他的外交政策完全建立在与希特勒达成一项有问题的协议的基础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集体安全的选择权，希望西方列强最终与希特勒在西班牙或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对抗，从而使苏联边境摆脱德国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斯大林拥有两种选择权，所以，就像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他仍然期待英法两国改变它们的中立政策，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西方潜在的对抗最终转化为战火的希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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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有斯大林、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把赢得内战的希望寄托于最终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也怀着这种希望。[37]有一段时间某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同样抱有这种希望。谈及一九三七年夏天和秋天佛朗哥将军占领巴斯克各省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在其政府中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文塞斯劳·卡里略写道：“不过，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告诉我们，胜利的希望并没有破灭，它取决于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它们坚持认为，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这将使它们在地中海的地位岌岌可危。由于我准备说出全部真相，我不想隐瞒这一事实：当初我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我没有打算从战争中获得好处；除了我的祖国之外，我也没有为别的什么人的利益效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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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像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阿萨尼亚总统对期盼导致一场欧洲战争表示不满。他曾在答复支持内格林的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时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认为，一场世界大战将会拯救共和国的正义事业。这场大战将会成为一场浩劫，它的规模无法想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试图通过牺牲成百上千万人的性命得到拯救是错误的。……我发现，你们都受内格林的论调影响。……试想一下，就像上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输入了东欧一样，当这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将输入西欧。大多数共和派人士——我猜想，还有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种结果深恶痛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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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场全面战争终将爆发的希望落了空，那么，这不是因为英法两国决定政策的那些人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势力在地中海的扩张不太在意；这是因为两国外交政策所考虑的范围超越西班牙问题涵盖整个欧洲。如果英法两国不愿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如果它们还要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如果内维尔·张伯伦最终将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秘密［657］建议与德国达成某种将使英国摆脱其对波兰所作保证的政治解决方案，那么，这是因为它们知道，阻挠德国实现它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即使不会导致战争，也将削弱纳粹政权从而增强苏联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响英法两国政策的那些人希望在西方避免战争，直到德国在东方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为止。在德国入侵苏联折损自己的利齿之前与之对抗将使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仲裁者，与不得不承担作战主力的重任相比，苏联将因此拥有更加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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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归根到底，英法两国能够容忍德国完全控制的欧洲地区不可能大于他们容忍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拥有支配地位。德国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德国在占领波兰之后首先入侵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而不是进攻苏联的话，那是由于德国人认为征服西欧并且控制其海岸线是与苏联交战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尽管英法两国鼓励德国对东欧的野心，但是，德国并不能确定，一旦它在苏联领土上陷入一场消耗战，这些大国不会尝试恢复有利于它们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英法两国那些反对采取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的政策的人心中，德国将在袭击苏联之前进攻西方的看法根深蒂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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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的进攻方向看来似乎明确无误，但是，有证据表明，英法两国领导人并没有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掉以轻心：绥靖政策可能事与愿违，德国可能向西进军而不是向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慕尼黑协定签署一个月之后，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写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想法：“我们今后必须考虑德国在中欧的优势。……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法国必须通过保持将使对它们发动的任何进攻成为冒险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维护它们在西欧的优势地位。……允许德国在中欧扩张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是正常和自然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能够抵制德国在西欧的扩张，否则的话，我们的整个地位将被削弱。”[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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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代办G.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的一份公文急件中告诉哈利法克斯，德国可能在向东进军之前进攻西欧。他说，有一派人认为，“在确信他在东方行动时其西翼不会受到攻击之前，希特勒先生不会冒险进军苏联，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在英国完成重整军备之前消灭法国和英国”。[42]哈利法克斯的副国务大臣助理威廉·斯特朗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我们曾经收到过的一些希特勒打算在今年春天进攻西方的［658］报告。……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而物质条件将使它更容易在西方而不是东方采取行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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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法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罗贝尔·库隆德尔在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写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的一封信中说，纳粹领导人发现他们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马不停蹄地继续征服东欧和东南欧”，或者“在英法两国依靠美国帮助在军备方面赶上德国之前进攻这两个国家。……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必须重视放任德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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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般认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下一个行动将针对波兰。但是，不顾在议会中的反对派和群情激愤的英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仓促作出的维护波兰独立的条约保证，张伯伦竭尽全力逃避他所承担的义务。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就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随后为摆脱这些义务所做的努力以及八个月的“虚假”战争等问题对文件资料进行的精心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45]甚至在虚假战争期间，张伯伦仍然希望英国与德国达成一项将使西欧避免战争的协议。[46]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他的主要合作者和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向赫尔曼·戈林派往伦敦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提出的秘密建议以及几天之后威尔逊与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举行的会谈同样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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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爵士称为“见不得人的谈判”——张伯伦首相在没有告知外交部的情况下“愚蠢地参与”其中[47]——是绥靖主义政策的巅峰之举。冯·迪克森在战争爆发以后所写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记述了威尔逊所提出的那些建议，苏军在位于格罗迪茨堡的冯·迪克森庄园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他还在担任大使期间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所起草的一份篇幅较短的“绝密”报告中记述了威尔逊的建议。[48]这些建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仅因为迪克森后来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于伦敦的一部著作中证实了它们的所有重要细节，[49]而且因为沃尔塔特在亲自写给戈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它们。[50]另外，从来没有任何英国历史学家对威尔逊的建议（很自然，他向外交部隐瞒了这些建议）[51]提出质疑。尽管许多历史学家（例如威廉·N.梅德利科特、[5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53]和西蒙·纽曼[54]）在他们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所作的修正主义评价中故意忽略了威尔逊的这些建议，但是，它们已经被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尤其是伊恩·科尔文、[55]刘易斯·内米尔爵士[56]和A.J.P.泰勒。[57]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赋予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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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尽管与西班牙内战没有直接关系，迪克森的两份备忘录比其他任何文件更清楚地显示了绥靖政策的主要动机——使德国的侵略转向东方——并且说明张伯伦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和解以便维持西欧的和平究竟准备走多远。所以，它们与西班牙内战具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因为它们证明斯大林意欲通过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在西欧燃起一场战火的企图不会得逞，它们是斯大林试图通过歪曲革命的真正性质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努力必定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据。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应当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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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森在篇幅较长的那一份备忘录中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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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七月，当[戈林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先生在伦敦进行捕鲸谈判时，威尔逊[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邀请他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在就预先准备的说明事项交换意见之后提出了一项全面调整英德关系的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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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希望签订一项原则上放弃侵略的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的潜在目的是使英国以它们已经通过这项条约获得德国放弃侵略手段的保证为由，逐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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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建议的重要性被这一事实所证明：威尔逊对沃尔塔特的邀请得到了张伯伦的亲自批准，他的办公室离威尔逊的不远。但是，为了不影响其使命的非官方性质，沃尔塔特拒绝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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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于八月三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一个月]去威尔逊家里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威尔逊以一种比他对沃尔塔特所采取的更为明确的方式再次确认，缔结一项英德条约实际上将使英国的担保政策失效。与德国达成协议将使英国可以以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德国不会进攻波兰为由摆脱它在波兰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这样就解除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然后，可以说，波兰将单独面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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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坚持下，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还谈到了面对[因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的]英国公众舆论的群情激愤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他非常坦率地承认，由于采取这一措施，张伯伦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使自己面临下台的可能。不过，通过巧妙而严格的保密，可以避免触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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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的英德战争爆发而言，最可悲的事情是，德国要求得到与英国平等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原则上也准备承认这一地位。但是，德国需要立即、全面和明确地满足它的要求，而英国——尽管它准备放弃它在东方承担的义务及其包围德国的政策，同时允许德国在东欧和［660］东南欧取得支配地位并与德国讨论真正的世界合作伙伴关系——只想通过谈判以及逐步改变英国政策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改变要用几个月而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才能完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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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泰勒是少数几位敢于大胆议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秘密建议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的信笺上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它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这份备忘录建议缔结一项英德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条约。……这项条约‘将使英国得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难以想象，这些建议是在张伯伦不知情或是未经张伯伦批准的情况下提出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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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的建议没有得到柏林的回应并且如冯·迪克森所说被“直接扔进了废纸篓”[60]——肯定是因为急欲在入冬之前解决波兰问题的希特勒更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前者可以立即提供领土收益，后者则需要在群情激愤的英国舆论的压力下进行时间无法确定的长期谈判——但这却是英国政府最终的努力，是其为了使德国的行动目标远离西欧所作的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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