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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于八月三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一个月]去威尔逊家里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威尔逊以一种比他对沃尔塔特所采取的更为明确的方式再次确认，缔结一项英德条约实际上将使英国的担保政策失效。与德国达成协议将使英国可以以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德国不会进攻波兰为由摆脱它在波兰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这样就解除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然后，可以说，波兰将单独面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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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坚持下，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还谈到了面对[因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的]英国公众舆论的群情激愤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他非常坦率地承认，由于采取这一措施，张伯伦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使自己面临下台的可能。不过，通过巧妙而严格的保密，可以避免触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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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的英德战争爆发而言，最可悲的事情是，德国要求得到与英国平等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原则上也准备承认这一地位。但是，德国需要立即、全面和明确地满足它的要求，而英国——尽管它准备放弃它在东方承担的义务及其包围德国的政策，同时允许德国在东欧和［660］东南欧取得支配地位并与德国讨论真正的世界合作伙伴关系——只想通过谈判以及逐步改变英国政策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改变要用几个月而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才能完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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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泰勒是少数几位敢于大胆议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秘密建议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的信笺上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它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这份备忘录建议缔结一项英德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条约。……这项条约‘将使英国得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难以想象，这些建议是在张伯伦不知情或是未经张伯伦批准的情况下提出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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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的建议没有得到柏林的回应并且如冯·迪克森所说被“直接扔进了废纸篓”[60]——肯定是因为急欲在入冬之前解决波兰问题的希特勒更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前者可以立即提供领土收益，后者则需要在群情激愤的英国舆论的压力下进行时间无法确定的长期谈判——但这却是英国政府最终的努力，是其为了使德国的行动目标远离西欧所作的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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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A.J.P.泰勒不确定英法两国政府是否期望纳粹德国消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是当时和后来苏联人的怀疑。官方档案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如果德国非要侵略不可的话，他们更希望它侵略东方而不是西方。但是，他们的目的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准备打仗；因此，他们真诚地相信，至少张伯伦相信，只要希特勒的要求得到满足，他将适可而止寻求和解。”[61]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战前那几年英国与苏联进行的危险的外交博弈中，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各项政策——从一九三五年开始鼓励德国重整军备的政策，一九三八年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屈从德国要求的政策和一九三九年七月不惜以牺牲波兰为代价企图与德国进行秘密缔约谈判的政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成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举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考，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德国一旦成为东欧的霸主并且与苏联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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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谈到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战略形势时承认：“由于德国与苏联现在面对着一条共同［661］的边界，因此，[英法两国]最希望的是，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友之间将发生摩擦，从而使希特勒扩张的力量向东发展而不是向西。”[62]尽管利德尔·哈特没有证明这种希望与两国的战前政策之间存在着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考虑到本章以及前面某些章节所提出的大量证据，难以理解英法两国领导人为什么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像A.J.P.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以及德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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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无证据表明，在战前那几年推行绥靖政策时，除了担心西欧将会爆发一场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之外，英国领导人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考虑的影响。据伯肯黑德伯爵说，这些考虑包括英军参谋长在一九三八年夏末提交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英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在缺乏强大盟国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在三条战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上作战。[63]“[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担心远东的局势，”伯肯黑德伯爵证实，“如果英国在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他们担心日本可能在远东采取行动；因此，他们始终心神不定地关注着美国的中立并且意识到令人不快的实际情况：万一出现了什么麻烦，不能期望得到美国方面的帮助。英国政府还担心自治领（54）各国对参战的态度。南非已经决定保持中立，它应当会这样做；澳大利亚工党反对参战，而麦肯齐·金[总理]能否使加拿大人民参战则存在着重大疑问。”[64]此外，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L.莫厄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治领各国采取的政策是一种不承担义务的政策，“因此，它们肯定不受英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它们]当然反对参战，并且为绥靖政策使它们远离战争的威胁而感到高兴”。[65]尽管所有这些考虑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用来为绥靖政策进行辩解，但是，在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个最重要的考虑面前，它们都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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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及另外一些章节的内容已充分证明，绥靖政策的根源在于这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于相信纳粹德国是一道防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在于相信西欧爆发一场战争只能有利于苏联扩大它的势力和影响。但是，这些绥靖政策的基本要素却被英国主流史学界低估或者几乎完全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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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历史学家对本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持谅解态度而造成的这一失误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因本国政府针对某个外国政权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而追究其责任是为公众所接受的传统。因此，无论爱国或者现实的张伯伦及其支持者试图怎样使西欧免遭战争或者革命的蹂躏，不应指责他［662］们密谋使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与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相互争斗。“当然，”英国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道，“英国有一些……主张谈判的团体，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谈判——‘德国与大英帝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进行交易’。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传统社会无关。”[66]第二，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斯大林本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主流历史学家不想因为承认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责任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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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绥靖政策主要根源问题上的这一失误不仅对于世界历史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是不幸的，而且对于那些试图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弄明白斯大林在西班牙制造的民主假象为什么注定不起作用的人也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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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例见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起草的《关于佛朗哥将军获胜的战略影响的笔记摘要》（《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30—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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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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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第72页。报告还说，“保卫西方”（英国外交政策的四个选择之一）将意味着“应迫使法国人谴责法苏条约”，“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即使没有公开承认——是要暗示，如果德国打算继续‘扩张’的话，它随时可以在乌克兰谋求这一点”（同上，第74页）。这份英国外交部档案的第9—119页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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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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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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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书第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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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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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安东尼·艾登辞职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作为对于一些人认为艾登反对绥靖政策的错误看法的纠正，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冯·里宾特洛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提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据艾登说，英国人“承认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与德国和奥地利建立某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过，他们希望避免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90页）。艾登的传记作者戴维·卡尔顿说：“必须承认，长期以来艾登更愿意在中欧和东欧的问题上而不是以归还殖民地的方式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英国使用武力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戴维·卡尔顿，《安东尼·艾登》，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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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56、58和62—6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下面这一段表述是哈利法克斯本人的说法：“我说，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明智的处理，它们可能造成麻烦。……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关心维持今天的现状，我们关心的只是不要对它们采取可能造成麻烦的处理方式。如果能够通过主要当事方自由表达的一致意见和友好愿望实现合理的解决，我们当然无意阻拦。”（《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九卷，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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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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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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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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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22和375—376页。范西塔特的传记作者伊恩·科尔文认为爵士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损尊严的虚职”（伊恩·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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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伯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写给他妹妹的信。被基思·米德尔马斯引述，见《外交幻觉》，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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