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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及另外一些章节的内容已充分证明，绥靖政策的根源在于这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于相信纳粹德国是一道防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在于相信西欧爆发一场战争只能有利于苏联扩大它的势力和影响。但是，这些绥靖政策的基本要素却被英国主流史学界低估或者几乎完全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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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历史学家对本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持谅解态度而造成的这一失误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因本国政府针对某个外国政权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而追究其责任是为公众所接受的传统。因此，无论爱国或者现实的张伯伦及其支持者试图怎样使西欧免遭战争或者革命的蹂躏，不应指责他［662］们密谋使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与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相互争斗。“当然，”英国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道，“英国有一些……主张谈判的团体，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谈判——‘德国与大英帝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进行交易’。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传统社会无关。”[66]第二，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斯大林本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主流历史学家不想因为承认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责任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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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绥靖政策主要根源问题上的这一失误不仅对于世界历史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是不幸的，而且对于那些试图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弄明白斯大林在西班牙制造的民主假象为什么注定不起作用的人也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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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例见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起草的《关于佛朗哥将军获胜的战略影响的笔记摘要》（《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30—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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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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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第72页。报告还说，“保卫西方”（英国外交政策的四个选择之一）将意味着“应迫使法国人谴责法苏条约”，“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即使没有公开承认——是要暗示，如果德国打算继续‘扩张’的话，它随时可以在乌克兰谋求这一点”（同上，第74页）。这份英国外交部档案的第9—119页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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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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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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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书第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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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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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安东尼·艾登辞职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作为对于一些人认为艾登反对绥靖政策的错误看法的纠正，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冯·里宾特洛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提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据艾登说，英国人“承认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与德国和奥地利建立某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过，他们希望避免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90页）。艾登的传记作者戴维·卡尔顿说：“必须承认，长期以来艾登更愿意在中欧和东欧的问题上而不是以归还殖民地的方式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英国使用武力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戴维·卡尔顿，《安东尼·艾登》，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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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56、58和62—6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下面这一段表述是哈利法克斯本人的说法：“我说，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明智的处理，它们可能造成麻烦。……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关心维持今天的现状，我们关心的只是不要对它们采取可能造成麻烦的处理方式。如果能够通过主要当事方自由表达的一致意见和友好愿望实现合理的解决，我们当然无意阻拦。”（《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九卷，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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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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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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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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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22和375—376页。范西塔特的传记作者伊恩·科尔文认为爵士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损尊严的虚职”（伊恩·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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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伯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写给他妹妹的信。被基思·米德尔马斯引述，见《外交幻觉》，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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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的外交日记，1937—1940》，第75页。奥利弗·哈维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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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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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被威廉·N.梅德利科特引述，见其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所写的序言，第ix页，注释1。这封信被保存在伯明翰大学所收藏的张伯伦私人文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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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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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希特勒与亨德森会谈备忘录，《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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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第v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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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71页；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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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梅德利科特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中引述了这一段话，见第695页，注释1。说来奇怪，他在同一条注释里提出了与他的论点更加矛盾的其他证据。他写道：“T. P.康韦尔—埃文斯教授说，他在柏林拜访内维尔爵士时后者告诉他，‘他的政策依据的是不断收到的唐宁街十号的指示而不是外交部常务负责人的看法’（伊恩·科尔文，《没那么盲目》，第72页）。”可是，梅德利科特试图否定这一说法，他声称，无论在外交部的档案里，还是在编辑查阅的伯明翰大学收藏的张伯伦私人文件集里，都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由于张伯伦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背着外交部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所以他不可能书面作出那些非常敏感的指示，即使他作了书面指示，也不可能把它们公开供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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