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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45 [45]据两位历史学家说，英国—波兰条约是在英国准备背弃它的承诺时勉强签订的。“由于巨大的公众压力而签订了这项条约。这是一个虚假的条约。”（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绥靖主义者》，第275—276页）公众舆论对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敌对反应不仅在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新闻纪事报》等左派报纸上反映出来，而且还在《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观察家报》等迄今为止坚定支持绥靖政策的报纸上反映出来。见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236—261页。毫无疑问，英国越来越担心希特勒正在企图通过武力获得世界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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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47 [46]只是当英国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希特勒对西欧发动突然袭击使期盼其向东进军的希望破灭后突然面临对其国家生存直接而明显的挑战时，“绥靖主义者”张伯伦才被“反绥靖主义者”丘吉尔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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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49 [47]L.B.内米尔，《衰落的欧洲，1936—1940》，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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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51 [48]《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148—192和6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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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53 [49]赫伯特·冯·迪克森，《莫斯科，东京，伦敦：德国外交政策二十年》，第237—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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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55 [50]《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四卷，第977—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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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57 [51]他七月十九日交给外交部的与沃尔塔特会谈的记录删去了所有提到这些建议的内容（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三辑，第六卷，第389—390页）。不幸的是，正如A.J.P.泰勒所指出的那样，威尔逊本人写在唐宁街十号信笺上的这些建议的扼要记录“并不令人意外”地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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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59 [52]威廉·N.梅德利科特，《凡尔赛和约以后的英国外交政策，191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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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61 [5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号和一九八〇年六月号《文汇》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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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63 [54]西蒙·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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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65 [55]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330页；《没那么盲目》，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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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67 [56]内米尔，《衰落的欧洲》，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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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69 [57]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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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71 [58]《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183—189页。这份重要的文件使关于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变得毫无意义，西蒙·纽曼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这种阐述的主要鼓吹者。据这一派的历史学家说，“英国根本没有打算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因此，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不应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被解释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剧变，而应被解释成为某一部分英国外交政策的结果或更加明确的表现，这一部分外交政策——试图通过除战争之外的任何手段阻止德国在东欧的扩张，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战争手段本身——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之前，直到最近仍然被人无视或忽略。”（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第5—6页；另请参阅斯基德尔斯基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号和一九八〇年六月号《文汇》上的文章）纽曼和斯基德尔斯基均故意无视张伯伦—威尔逊意欲使英国政府摆脱其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的企图。显然，这些“新修正主义阐述者”的目的是想通过抹杀传统阐述与修正主义阐述之间的区别赋予张伯伦一个全新的形象，纽曼对此总结如下：“对这一时期英国对德政策的阐述大都假定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奉行的‘绥靖’政策与随后奉行的‘抵抗’政策之间存在着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这种通常被称为‘传统’的阐述直到最近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它的支持者认为，因凡尔赛和约而产生的内疚、个人的上当受骗以及对纳粹独裁政权的倾向性造成了英国的不作为。……内维尔·张伯伦和‘绥靖主义者’受到希特勒的哄骗，被他牵着鼻子走，满足于其不断作出的循规蹈矩的保证。按照这种看法，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后，‘绥靖主义者’突然‘认识到’希特勒为统治世界蓄意侵略的现实。在准备允许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这当然是以希特勒在扩张的过程中遵守基本的道德礼仪准则为条件）之前，当时公众愤怒的情绪迫使张伯伦不得不抵制德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因此，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外交政策的一次剧变，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对一个东欧国家作出保证，尤其是因为它表明，张伯伦放弃了他原来奉行的‘绥靖’政策。[修正主义的]阐述是……英国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之前的不作为是各种各样决定性的限制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这些限制包括军事和经济上的虚弱，自治领国家和公众舆论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英国承担的全球‘责任’——由于担心意大利、日本甚至还有美国将从大英帝国的消耗中得到好处，这一责任要求避免与德国爆发战争。因此，张伯伦在审视英德关系时决非轻易上当或耽于幻想，他只不过是讲求实际而已。在这种阐述中，对波兰的保证很容易解释，英国的实力已经足以与德国进行公开对抗。在除了放弃东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之前，‘现实主义者’已经可以扭转这一局面了。对波兰的保证仍然被视为某种剧变，因为，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英国已经能够通过军事保证大胆行动了。”（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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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73 [59]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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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75 [60]迪克森，《莫斯科，东京，伦敦》，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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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77 [61]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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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79 [62]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706页。苏联认为，即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入侵波兰以及英法两国对德国正式宣战之后，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推动德国与苏联交战为目的。关于苏联的这种看法，见（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的）伊万·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战争，1939—1943》，第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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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81 [63]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12页。另请参阅该书第415页；迪尔克斯编，《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第64、93和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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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83 [64]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16页。关于自治领各国政府首脑对捷克和波兰危机的态度，见里奇·奥文达尔《绥靖政策与英语世界》，第118—298页。我只从这部出色论著的大量相关内容中引用两段话：“[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写信给[自治领国家秘书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赞扬张伯伦履行其使命的方式。……‘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使大英帝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是拯救帝国的一种手段。’”（第123页）“[南非总理]赫佐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似乎认为德国有正当的理由表示不满，因此，应当允许它向东方扩张以满足它的那些要求。”（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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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85 [65]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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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87 [66]一九七二年七月号《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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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789 （54）一九三九年以前用“自治领”（Dominion）称呼后来的英联邦国家以表明它们的地位，一九四七年以后改称“英联邦成员国”，不再使用“自治领”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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