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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330页；《没那么盲目》，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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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内米尔，《衰落的欧洲》，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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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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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183—189页。这份重要的文件使关于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变得毫无意义，西蒙·纽曼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这种阐述的主要鼓吹者。据这一派的历史学家说，“英国根本没有打算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因此，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不应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被解释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剧变，而应被解释成为某一部分英国外交政策的结果或更加明确的表现，这一部分外交政策——试图通过除战争之外的任何手段阻止德国在东欧的扩张，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战争手段本身——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之前，直到最近仍然被人无视或忽略。”（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第5—6页；另请参阅斯基德尔斯基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号和一九八〇年六月号《文汇》上的文章）纽曼和斯基德尔斯基均故意无视张伯伦—威尔逊意欲使英国政府摆脱其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的企图。显然，这些“新修正主义阐述者”的目的是想通过抹杀传统阐述与修正主义阐述之间的区别赋予张伯伦一个全新的形象，纽曼对此总结如下：“对这一时期英国对德政策的阐述大都假定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奉行的‘绥靖’政策与随后奉行的‘抵抗’政策之间存在着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这种通常被称为‘传统’的阐述直到最近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它的支持者认为，因凡尔赛和约而产生的内疚、个人的上当受骗以及对纳粹独裁政权的倾向性造成了英国的不作为。……内维尔·张伯伦和‘绥靖主义者’受到希特勒的哄骗，被他牵着鼻子走，满足于其不断作出的循规蹈矩的保证。按照这种看法，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后，‘绥靖主义者’突然‘认识到’希特勒为统治世界蓄意侵略的现实。在准备允许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这当然是以希特勒在扩张的过程中遵守基本的道德礼仪准则为条件）之前，当时公众愤怒的情绪迫使张伯伦不得不抵制德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因此，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外交政策的一次剧变，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对一个东欧国家作出保证，尤其是因为它表明，张伯伦放弃了他原来奉行的‘绥靖’政策。[修正主义的]阐述是……英国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之前的不作为是各种各样决定性的限制所导致的必然后果。这些限制包括军事和经济上的虚弱，自治领国家和公众舆论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英国承担的全球‘责任’——由于担心意大利、日本甚至还有美国将从大英帝国的消耗中得到好处，这一责任要求避免与德国爆发战争。因此，张伯伦在审视英德关系时决非轻易上当或耽于幻想，他只不过是讲求实际而已。在这种阐述中，对波兰的保证很容易解释，英国的实力已经足以与德国进行公开对抗。在除了放弃东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之前，‘现实主义者’已经可以扭转这一局面了。对波兰的保证仍然被视为某种剧变，因为，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英国已经能够通过军事保证大胆行动了。”（纽曼，《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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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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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迪克森，《莫斯科，东京，伦敦》，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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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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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706页。苏联认为，即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入侵波兰以及英法两国对德国正式宣战之后，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推动德国与苏联交战为目的。关于苏联的这种看法，见（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担任苏联驻英国大使的）伊万·迈斯基《一个苏联大使的回忆：战争，1939—1943》，第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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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12页。另请参阅该书第415页；迪尔克斯编，《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第64、93和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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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16页。关于自治领各国政府首脑对捷克和波兰危机的态度，见里奇·奥文达尔《绥靖政策与英语世界》，第118—298页。我只从这部出色论著的大量相关内容中引用两段话：“[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写信给[自治领国家秘书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赞扬张伯伦履行其使命的方式。……‘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使大英帝国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是拯救帝国的一种手段。’”（第123页）“[南非总理]赫佐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似乎认为德国有正当的理由表示不满，因此，应当允许它向东方扩张以满足它的那些要求。”（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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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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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一九七二年七月号《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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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九三九年以前用“自治领”（Dominion）称呼后来的英联邦国家以表明它们的地位，一九四七年以后改称“英联邦成员国”，不再使用“自治领”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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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十二章［663］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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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诱使英法两国站在共和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内格林或共产国际现在显然已经无计可施。受到大肆宣传、标志着内格林的外交努力最高水平的十三点方案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归还某些国内外资产的大肆吹嘘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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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这些挫折，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牺牲品，不顾埃布罗河战役的惨败（这场战役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强渡埃布罗河开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攻占的所有地盘得而复失告终，伤亡大约六七万人），[1]不顾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全部失陷，[2]斯大林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继续执行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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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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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曾经任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入侵加泰罗尼亚的民主国家不会在我们失去这么一个重要地区的此时此刻帮助我们，这种认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幻莫测。另外，法西斯入侵者在加泰罗尼亚的胜利使他们愈发胆大妄为，刺激他们更清楚地暴露他们的征服、掠夺和战争计划，结果，这反过来使那些迄今为止不愿面对现实的人认清了形势，从而增加了直接和间接帮助西班牙人民的可能性。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的苏联这个强大的国家，它是自由、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工人阶级以及真诚的民主国家迄今已向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并将继续这样做。部分因为在斗争中缺乏协调和果断，部分因为他们尚未完全认识到公正解决西班牙问题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变得完全对我们有利。但是，只要我们加强抵抗，仍然可以做到迄今尚未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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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说，抵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此，就像前几次当许多人认为已经彻底失败时一样，我们断言，……我们的抵抗可以改变局面。它可能导致国内外出现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优势，进而开启胜利的前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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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貌似乐观的情绪背后，政治局肯定知道困扰着党的上层人士的担忧。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重温了他早在埃布罗河战役惨败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就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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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已经没有赢得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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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为了制止希特勒在欧洲的计划，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延长共和派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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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许多人将会因为延长抵抗而死，城镇和村庄将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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