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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失守后，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中彻底崩溃。在巴塞罗那失陷的八天前，内格林命令政府的所有部门撤退到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同时建议政治领导人全部离开。但是，他和各部部长们均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撤退并保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由于这个原因，战斗陷入一片混乱。官员用卡车带走了他们的女人、孩子和朋友，带走了他们的床和床垫，甚至带走了他们的桌子和桌子上的墨水池。到处都是悲惨怪异的景象，这使整个城市士气低落。十几天来，通往边境的道路拥堵不堪。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毫无准备，结果，这么多人最后只好露宿于田野以及菲格拉斯城堡内外道路的两侧，而城堡则成为政府的临时落脚点，因而也成了可怕的混乱最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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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部门还在运转，电话电报不通，铁路公路停运，总[政治]部不再办公。曾经作为政府处理这种局面的最后手段而训练的边防警察部队和突击卫队瓦解了。边防警察对混乱的发生负有责任。突击卫队参与了一些抵抗行动，但在陷入混乱之后不复存在。征兵中心和仍然存在的少量后备部队也无影无踪。只有总参谋部与前线保持着联系并具有一定的运转能力，但是非常困难而且缺乏设备。由于后方完全陷入混乱，受到一阵阵混乱反复冲击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但是，它不顾一切仍然在格拉诺列尔斯前线（第十一师）和赫罗纳外围进行抵抗，部队相对有序地后撤并且按部就班地执行破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设施的计划，从而使平民百姓和全部武器有可能向法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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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完全不知所措。他没有主动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组织撤退。不过，他确实放手让共产党自由行动了。他不得不天天与内阁中气焰嚣张的投降分子争论，内阁几乎总是在开会。投降分子当时包括除乌里韦之外的所有部长，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45]担任劳工部长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莫伊克斯同志除了在一月三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哭泣之外找不到更有用的事情做，会议期间，在宣读了罗霍写来的一封对我们的朋友背信弃义的信[46]之后，内格林要求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使他在政府应当向中部地区转移时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别的部长，共和国总统，几乎所有其他党派的领导人，非共产党人军队首长，他们全都要求内格林结束内战，承认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并且请求英法两国从佛朗哥方面争取“体面的”停战条件。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是一些什［677］么条件，也没有人试图具体列出一些条件：一般认为可能允许我们从中部地区撤出几千名身处险境的领导人，但不会更多。……显然，尽管内格林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是已经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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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反复重申抵抗[政策]，但他后来没有为组织抵抗做任何事情。他的主要责任是，在[距法国边境八十公里的]菲格拉斯的最后几天，他没有下达必要的命令，至少把陆续运给我们的武器转送到巴伦西亚和马德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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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内格林的最后指责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因为，除了一些可以被敌军的行动迅速摧毁的渔村之外，菲格拉斯被陆地和海洋与中部地区隔开；不仅如此，其防御部署实际上也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着。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同陶里亚蒂在报告中对内格林的其他指责[48]——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官方说法的原始依据——一样，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推卸他自己对最后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像陶里亚蒂一样，热情之花也打算使政府总理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多年以后她明显重复了陶里亚蒂对内格林的某些指责，说他“尽管好像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已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49]还说他没有设法“将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资运往中南部地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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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指责内格林已经对抵抗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萨同志”——根据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此人来判断，这是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巴塞罗那失守两天之后告诉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无法挽回，他认为，一旦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不可能在中部地区继续抵抗，所以，彻底失败不可避免。”陶里亚蒂特别提到，这是“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职业军官”的看法。[51]因此，谁也没有采取措施将武器运往中部地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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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在菲格拉斯城堡，一九三六年选出的西班牙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原本四百七十三名议员中，只有六十二人出席了最后这次议会会议。[52]有些议员与军事叛乱者站在一边；有些议员逃离了西班牙；另一些得到了外交官的职位；一些人不能出席或拒绝出席，例如拉尔戈·卡瓦列罗和阿拉基斯塔因；而在内战爆发时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的一部分议员早已被囚禁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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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次议会会议超出了宪法通常的表面意义。它象征了一九三一年春天人们满怀欢乐和希望宣告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悲剧命运。出席会议的议员几乎没有人再次踏上西班牙国土。大多数人将在佛朗哥将军统治时期［678］的三十六年流亡生涯中客死他乡，尤其是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像路易斯·孔帕尼斯和胡安·佩罗等著名人士一样，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于一九四〇年被盖世太保移交给佛朗哥，然后他被处决了，与成千上万个无名人士一起，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残酷镇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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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和议员们聚集在城堡的一个寒冷的地下室里。大多数部长穿着大衣，挤坐在一条不长的板凳上。为会议悬挂了共和国国旗，石头地面铺上了廉价的地毯。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站在一张蒙着红色锦缎的临时讲台后面，晚上十点半，会议开始。[53]“议员先生们，”议长说，“根据宪法召集的这次共和国议会会议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的。我们正在遭到外国入侵者及其国内同伙和爪牙的玷污和践踏的加泰罗尼亚的一块土地上开会。……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是，无论如何也要按捺住你们内心的激情。……在西班牙的社会生活中……这次会议可能将是历史性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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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是第一个发言者，也是唯一重要的发言者。”总理的一位目击了会议情况的朋友写道，“我们这些知道他身体疲惫、精神沮丧状况的人对他能否坚持发言表示怀疑。有几次他必须停下来振作自己，他不时地好像完全陷入了茫然，以致无法连贯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他的草稿念完之后，当时他才说了一半，于是不得不即兴发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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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的会议记录，内格林声称，议会是在“一种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召开会议，尽管“现在士气稳定，恐惧感也消除了”。但是，他说，事实上，几天来，“一阵恐慌几乎使我们的后防窒息，污染了我们的军队并且给整个政府机构造成破坏。不过，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说，秩序和权力均未受到什么威胁。……尽管敌人不断挑衅，并没有发生叛乱、哗变或是反抗政府权力之类的事情”。他谈到了他的政府在获得外国武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有时无法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德意两国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下，敌军“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甚至超出它的需要”，然后，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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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决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赢得的。它可以通过在敌军士兵中造成某种心理影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国外传播我们捍卫的观点来实现。西班牙政府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世界看到这里为什么起纷争，并且让站在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胞、朋友和敌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议员先生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西班牙人不是因为某个思想问题、某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打内战。不，我们是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而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取胜，我们就将成为奴隶。……［679］[我们]正在捍卫西班牙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利益。……西班牙政府的使命是，不仅要让这些中立友好的国家看到它们的利益之所在，还要让它们意识到，任凭自己被我们的敌人玩弄的花招所迷惑大错而且特错了。……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奥地利被吞并。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我不相信它们对此视而不见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如同幻想通过扼杀西班牙就能满足某些人的胃口一样，由于它们竭尽全力姑息纵容，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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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根据他的十三点战争目标，总理只提出三个和平条件：（1）保证摆脱一切外国影响的国家独立；（2）保证西班牙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命运；（3）保证战争一旦结束停止一切迫害和报复。他说，这是结束战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一想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对于我国意味着什么，我就感到毛骨悚然。”它们的统治将使西班牙面临丧失国家地位的威胁，而恢复这种地位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息。我们将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即使我们失去这里，我们还有中南部地区。那里有成千上万我们的战士，他们准备为那些值得为之献身的根本目标继续战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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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要党派的代表接着在会议上发了言。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出了一项支持内格林的和平条件的简单议案，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凌晨零点四十五分，本次议会会议结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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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人表示反对和平建议，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姿态没有希望，因为，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和派军队胜利渡过埃布罗河之后，尽管当时战斗的最终结果仍未确定，佛朗哥已经断然拒绝接受除彻底胜利之外的任何解决方案。他说，认为“罪犯与受害者”可以和平共处只是幻想。“民族主义西班牙所向披靡，因此，”他声称，“它不会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事把它的胜利夺走或者降低胜利的成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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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内格林现在没有资格向一个正在取得全面辉煌胜利的敌人提出和平条件。就连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总理，“只要对他保持信任，他将继续站在总理一边并且与其共命运”[59]——都失去了信心。“相信外国还会提供援助难道不是一种幻想？认为军事胜利仍有可能难道不是一种错觉？”他在内战结束后问道，“也许在不少关注我们的斗争的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具有失败主义倾向，但是我知道，所有经历过那种不幸的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也许是他［680］们的政治责任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我承担的军事责任要求我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回答。……已经非常清楚的是，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背弃了我们，它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战争结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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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了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巴塞罗那失陷后，罗霍立即向内格林提出应当结束战争了，建议后者给所有部队指挥官下达书面命令，要他们升起白旗让敌军通过。可是，关于这一情况，内格林既没有告诉共产党也没有告诉萨同志。在一月二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罗霍将军声称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后来他也这样说过。尽管他留在自己的职位上继续发号施令，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挽救局面，他认为局面已经毫无希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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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由政治局重要成员安东尼奥·米赫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宣言，[62]谴责了它的所有敌人：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逃兵，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词典中，“敌人”这个词现在几乎包括全体西班牙民众。宣言声称巴塞罗那的失陷造成了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对于英法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然后，它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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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公开谴责这一事实，某些人的犯罪行为和背叛行径促成了目前这种局面，由于敌人的胜利，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以及继续斗争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绝大多数就是导致抵抗不力的那些人，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并迟疑拖延，他们反对统一行动，他们散布不和谐的言论，他们破坏其他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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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局面，为了在前线和后方建立纪律，共产党调动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部力量以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和不足，并且愤怒地谴责这些破坏团结的活动和公然背叛的行径。它请求政府和所有人民的组织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惩戒措施。应当像处理前线的叛徒和逃兵一样处理所有曾经擅离职守或正在擅离职守的文职官员和军队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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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特别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他身边聚集着一小撮团结的敌人，西班牙人民及其组织的敌人。他曾不遗余力地蓄意破坏政府的工作，破坏我国人民的团结和抵抗，如今，他以逃跑达到其罪恶生涯的巅峰。[63]政治局还希望反法西斯组织和人民愤怒谴责那些分离主义者或自治论者的行为，他们在以错误的政策给调动加泰罗尼亚一切力量的重要工作制造困难之后……只想着逃到国外［681］去。人民将会看到这些懦夫和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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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共产党重申它对西班牙人民胜利的信心并且声明，只要还有一块加泰罗尼亚领土，我们就将通过整编军队以及恢复前线和后方的士气和纪律来成功地保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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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坚决抵制那些逃兵、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第五纵队不战而放弃加泰罗尼亚领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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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神圣目标是捍卫民主共和国和西班牙的独立，它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把全体党员和一切力量交给政府来支配，并且要求党的积极分子为解决当前重要的政治军事问题迅速提供最大的帮助，毫无异议地服从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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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声明，对于当前那些阻挠完成这一任务并且阴谋破坏团结的人，它将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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