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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57 除了他所承认的不利于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清理法国库存的战争物资以及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高级军官的临阵逃脱等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罗霍作出了不回西班牙的决定。“许多下级指挥官的行为丝毫无法让我信任。即使抵抗的口号切实可行而且有效，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与他们应当做的背道而驰。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确信，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既不可行，也不合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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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59 正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所证实的那样，最后六架飞往西班牙的飞机上“几乎空无一人”，考虑到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军队和政府的高中级官员的精神状态，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至于那些返回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伊达尔戈承认，他们并不是去那里“赢得荣誉，因为我们知道形势几乎毫无希望。我们因为党的纪律而去那里”。[37]不过，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返回西班牙。第十五兵团的共产党人指挥官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他们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如[弗朗西斯科·]安东、[安东尼奥·]米赫、[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和圣地亚哥·卡里略。”[38]恩里克·利斯特支持了这一指控。“在二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我乘坐的从图卢兹飞往中南部地区的飞机上……有十三名乘客，”他［690］说，“尽管机舱实际上可以容纳三十三人。……关键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39]尽管利斯特是在试图从当时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时提出这一指控的，但是，卡里略本人对他没有返回西班牙的解释自相矛盾，迷雾重重，以致不足为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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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61 在留在法国的共和派领导人中，没有人比如今暂时栖身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更公开地承认失败。[41]早在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之前他就告诉内格林，他不会返回西班牙。“绝对不会。”他说，“如果我去中部地区，我就是支持并且赞成我不赞成的抵抗政策。我将留在[加泰罗尼亚]直到政府同意我离开，但是，一旦我越过了边境，除了谋求和平之外，你们不能指望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考虑返回西班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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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63 由于担心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从而导致英法两国立即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主权政府，内格林于二月十二日派德尔巴约飞往巴黎告诉总统，政府认为他返回西班牙“责无旁贷”。[43]但德尔巴约白跑一趟。“我唯一的职责是谋求和平。”阿萨尼亚告诉他，“我拒绝……拖延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们必须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然后尽快结束一切。”[44]接着，内格林给阿萨尼亚发了两封电报，据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说，第二封电报“比第一封更加无礼，伤害感情”。内格林指责总统“放弃了他的宪法责任并‘以西班牙人民的名义’要求他立即返回共和派控制区”。[45]但是，总统拒不回国的决心已定，尤其不会“回到马德里与内格林和乌里韦及其帮凶热情之花和佩佩[何塞]·迪亚斯为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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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65 尽管阿萨尼亚告诉德尔巴约唯一的出路是谋求和平并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但是，在他自己的文字中有迹象表明，他认为达成一项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是痴心妄想。[47]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当时他为避免内战任命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一个“和解政府”的首脑——以来，他一直希望通过和解实现和平。[48]但是如今，在二月十三日佛朗哥将军颁布了令人恐惧的政治责任法之后，达成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的一切可能性荡然无存。民族主义政府的官方公报用二十四页篇幅刊登了这项法令，从它的序言可以明显看出法令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序言写道，这项法令针对所有那些“以行动或者严重失职煽动或者造成赤色颠覆”的人以及“阻止民族主义运动取得历史性的圣战胜利”的人。根据法令的规定，所有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党、工会组织和附属团体将被取缔，年龄超过十四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七［691］月十八日期间参与“破坏社会秩序”或“以消极或者明确的行为”抵制或者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人将受到法令的惩罚。[49]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注意到，至少一半西班牙人在应当惩罚的范围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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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67 这项法令并不令人意外地引起了恐慌。内格林刚刚于前一天在马德里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继续进行抵抗，号召“重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使马德里名垂青史的精神”，号召“大家超越党派利益精诚合作”。只有这样，他宣称，政府才能保证西班牙的独立并且防止国家被“鲜血、仇恨和迫害的浪潮所淹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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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69 不过，以为民众的力量将会为了重新团结在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周围而再次作出牺牲只是幻想。当共产党领导人从法国回到马德里时，他们发现，左翼各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与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政治侵害和压制使左翼人士感到愤怒，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使他们心灰意冷，与此同时，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也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憎恨内格林政府——社会党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将其称为西班牙历史上“最玩世不恭、最专制的”政府[52]——也憎恨它的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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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1 “抵抗？为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巴塞罗那的失守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陷落……已使人们的希望破灭，甚至使大部分自欺欺人的共产党人希望破灭。前线的部队令人担忧地发现，纪律松弛和开小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没有投敌的士兵留在战壕里并设法回家。……内格林认清新的现实了吗？有人试图告诉他溃疡蔓延的致命性吗？总理身边的那些人与总理一样被抵抗政策所束缚，他们都是共产党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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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3 “只有因为骄傲自大而目空一切的人才会无视这一事实，”担任军需部门负责人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劳动者总工会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主席特里丰·戈麦斯写道，“当他们回到中南部地区时，所有人都敌视他们——所有人，也就是说，除了继续操纵内格林的那一伙共产党人之外。……不能否认的是，……攻占加泰罗尼亚地区是敌军轻松取得的一场胜利。有鉴于此，内格林政府所鼓吹的抵抗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有名无实。没有任何部门在行使职能；名义上的各部部长根本不想证明自己名副其实；他们一心想着如何确保自己能够离开西班牙。”[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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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5 正如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政府是“一个沉默、瘫痪的幽灵，它既不管事也不发话，没有办事机构和固定的驻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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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7 内格林迫使其返回西班牙的内阁成员又是什么看法呢？担任司法部［692］长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告诉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安全总局局长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文塞斯劳·卡里略：“为所有在佛朗哥占领时冒着风险继续留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同志弄到护照，然后让他们全部离开！……不管内格林说什么，人们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请记住，他被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以致他只告诉乌里韦和德尔巴约自己正在干什么。我们另外这些部长无足轻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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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9 在马德里的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他们针对共产党、内格林及其政府以及社会党执委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诽谤活动”。“他们企图控制[内格林派和共产党人所控制的]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权。……除了马德里之外，这些社会党人在阿利坎特、穆尔西亚和哈恩等省份对政府享有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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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1 促使政治空气恶化的一个因素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几天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的那一份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的宣言，上一章里提到过它。在向莫斯科报告时，陶里亚蒂称这份宣言强烈谴责了“懦夫和投降分子的阴谋和背叛”。他说，主要抨击了卡瓦列罗在巴塞罗那失陷两天之后逃往法国的行为。“这样做完全正确……但是，政治局决定非法大量散发[《工人世界报》。不顾军事部门的审查，马德里这份共产党的报纸多次印发宣言并将其张贴在墙头]。[58]结果导致社会党在一系列省份[与共产党]断绝关系，马德里率先发难，马德里的人民阵线决定公开谴责共产党，将其斥为团结的敌人。在其他省份，共产党被驱逐出人民阵线。……事实上，这份宣言被我们的敌人当作共产党人不希望和平的证据向群众宣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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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3 菲格拉斯宣言事件发生时，陶里亚蒂的共产国际同事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马德里，他在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绝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报告中证实了反对派的敌对反应，这份报告的影印件可以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里找到。[60]“起草这份宣言的同志们并不了解中南部地区当时的政治环境。”斯特凡诺夫写道，“它成为组成最广泛的反共联盟的一个借口。……我个人担心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因此建议推迟发表，哪怕只推迟二十四小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是，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他们决定大量印发。”由于人民阵线各个派别的反应，［693］斯特凡诺夫继续写道，政治局明显地发现，“我们党被孤立了，[而且]是唯一一个要求广泛采取坚决抵抗政策的政党”。他说，由于军事机构、警察部门、工会组织和新闻界已经开始采取鲜明的反共立场，党的孤立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尽快设法打破它们的反共联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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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5 这份宣言最初使内格林不胜烦恼，不过，他的烦恼逐渐消失，因为，在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由内格林亲自修改了”最后草稿的第二份宣言[62]之后，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开始工作，而且做的比党要求的还要多”。[63]陶里亚蒂还向莫斯科报告说，党犯了另外一些错误。在谈到二月初（他十六日到达之前）共产党在马德里召开的会议时，[64]他说，会议的“整个基调不对头”，因为它没有考虑“新的斗争条件和群众的情绪[即他们的和平愿望]”。接着他说，热情之花的讲话“明确地激烈谴责了投降分子的阴谋”，这不会为人民所理解，并且“使我们更加孤立于马德里的所有其他政治力量”。[65]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时期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看法（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多半也适用于陶里亚蒂对鲍里斯·斯特凡诺夫的批评）说，陶里亚蒂对党的批评“可能受到某种恐惧心理的影响，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害怕自己被苏联领导人当做西班牙失败的替罪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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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7 与陶里亚蒂相反，参与确定党的会议基调的斯特凡诺夫在提交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中为党的路线进行了辩护。“的确，”他承认，“在马德里会议上几乎没有人谈论和平。……也许应当更多地谈论并且发表各种意见。不过，我仍然认为马德里会议的路线和多洛蕾丝的讲话完全正确。……由于局面混乱、阴谋诡计、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密谋行动、……饥饿和普遍的筋疲力尽，……马德里会议当时是共产党最重大的政治活动。……马德里的党员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们知道，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焕发出满腔热情，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马德里会议是为克服党的孤立状态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因此，把党的孤立归咎于这次会议是完全错误的。……多洛蕾丝发表讲话的那次会议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和其他城市组织召开由多洛蕾丝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的会议，如果我们在马德里组织召开更多的会议，那么，群众将站在共产党一边，决不会出现卡萨多与卡瓦列罗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联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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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9 在写给莫斯科的那一份批评西班牙共产党的报告中，陶里亚蒂为马德里会议的基调指责了他的共产国际同事斯特凡诺夫，他还指责斯特凡诺夫“完全被动并且在政治上盲从”。实际上，据斯特凡诺夫提交莫斯科的报告透露，当着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面，陶里亚蒂说：［694］“党和我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没有在马德里会议上就和平这一主要问题作出决定。”[68]另一方面，陶里亚蒂把党的路线在会后的变化归功于自己，他说自己在二月十六日回到马德里后开始改变党的路线。“[政治局领导成员]切卡同志第一个认识到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并且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整[这反映在二月二十三日政治局发表的宣言中[69]]公开提出和平问题，这表明，我们像全体人民一样希望和平，……内格林可能已经在菲格拉斯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但是，为了确保[佛朗哥将军]接受它们，必须继续进行抵抗。”[70]新的宣言坚持认为可能得到民主国家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这可以在上一章所引述的内容中看到——并且紧急呼吁“团结和反法西斯的兄弟情谊”，它宣称，西班牙共产党决不会放弃“与所有党派、所有领导人、所有工会组织和所有政治、军事团体”团结并且紧密合作的政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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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1 但是，对于缓和对立派别之间的敌意，这份宣言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此，由于担心在马德里走投无路，分别于二月十日和十六日从法国回来的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在二十七日离开首都。[72]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马德里像一个陷阱，我们全都想趁它的门还半开着时逃出去。……我们的敌人和以前的盟友对于我们非常仇视，使我们不得不警惕。”[73]同样害怕被困在首都的内格林转移到了埃尔达，这是位于阿利坎特省沿海地区的一个小镇，离马德里三百八十二公里，邻近的莫诺瓦尔有一个机场。他忠实的同志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陪同他前往，前者是他的政治秘书，后者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两个人均能力出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陪同他前往的还有他的副官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74]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座名叫波夫莱特的旧宫殿里，它的位置代码是“尤斯特”。[75]这座宫殿与另外一些建筑物一起在当月早些时候被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征用，[76]保护这些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所占用的建筑物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四军的一支由一百名共产党游击队员组成的精干卫队，第十四军是共产党员多明戈·温格里亚少校指挥的一支共产党部队。[77]温格里亚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写道：“内格林在埃尔达镇安顿下来，对所有事情都撒手不管。他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事。他的消沉状态正中失败主义者和叛徒的下怀。”[78]尽管为内格林提供精干的游击队员保护的显然是共产党，但是，按照党使内格林成为替罪羊的策略，恩里克·利斯特也对总理转移到埃尔达这么“一个远离任何中心城市的地方”提出批评。“这为那些阴谋家肆意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利斯特说，“同时也自愿地［695］将自己尽可能地与人民和军队隔离开来。”[79]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同样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他写道，在部长们回到西班牙到他们离开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内格林只召集了两三次政府会议，而且“几乎没有讨论什么事情”。回到马德里后不久，他“消失了好几天”，没有让共产党知道他在哪里。“以前，我们知道他的所有重要举措，特别是那些政治举措，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一次他完全保密，对谁都不说他在干什么和打算干什么。”后来，内格林告诉共产党，他已经会见了“其中有许多共济会会员”的军队领导人，后者显示出某种“强烈的反共心态”。不过，乌里韦证实：“内格林保持着消极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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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3 他在另一段内容里写道：“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内格林与最后这一时期的内格林之间有一道鸿沟。以前，他显示出决心和信心。他寻求我们的帮助，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今，虽然没有与我们断绝关系，他不再寻求我们的支持。他听我们的建议像有些人听下雨的声音一样，在共和派控制区逗留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表明他希望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措施。为了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团结一切党派和力量，他只得到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党。在我看来，他不依靠共产党，因为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不关心继续斗争，而是努力使自己处于某种地位，以便他能凭借这种地位以最有利的方式结束他的总理生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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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5 在二月二十七日内格林及其共产党人随从撤往埃尔达的同时，共产党的政治局成员在陶里亚蒂的率领下离开马德里前往埃尔帕尔马，埃尔帕尔马位于穆尔西亚正南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上，离埃尔达约八十公里。[81]“我们待在穆尔西亚附近，以便能够依靠某个重要的党组织：”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82]另一方面，热情之花提供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解释。她写道，同志们同意转移到位于埃尔达与马德里之间的这个地方，“以便迅速得知政府的决定从而在首都采取行动，因为电话和电报通讯变得越来越困难”。[83]难以看出，在距离首都三百八十二公里的埃尔帕尔马，政治局怎么能够有效地行动。除了陶里亚蒂提供的那个理由之外，这次转移的一个貌似可信的理由是，埃尔帕尔马靠近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距四十三公里），他们担心那里的舰队开小差，从而失去撤离中南部地区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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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7 尽管内格林转移到埃尔达时精神沮丧，但他打算显示一下力量。科登声称，总理告诉他，他想让“国家和军队感到政府仍在行使其职责”，[84]不过，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政府已经有名无实。无论如何，内格林与他的内阁成员关系并不融洽。据二月十六日见过他的恩里克·利斯特说：“他对一些部长破口大骂，说他们是什么也不做的懦夫，只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696］窝里斗。”内格林说，只有乌里韦、莫伊克斯和德尔巴约“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尊严”。[85]从目击者的这些描述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政府的形象，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瘫痪的政府的形象，这一点得到新近被内格林任命为中部前线督察委员的亲共人士埃德蒙多·多明格斯[86]的证实。尽管多明格斯声称政府返回中南部地区受到热烈欢迎，[87]但他承认，谁也不能确定它在什么地方。[88]“在回到中南部地区的二十三天时间里，”斯特凡诺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以使军队和人民感觉到，还存在着一个管理国家的政府。”[89]西班牙共产党的忠诚党员比森特·乌里韦对这种政治乏力局面作了全面的描述，他说，部长们“一点事情也不做”，“甚至懒得把他们各自的部门安顿就绪”。另一方面，他补充说，“他们在夜总会和类似场所里相当活跃”。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政府部长来到中南部地区之初，人们就对他们不屑一顾。“当我们大家一起去拜访米亚哈总指挥时，他穿着睡衣接待了我们。……这向我们暗示，在他看来，没有政府也许更好。穿着睡衣接待客人表明了藐视和轻慢，但是，当一名军人穿着睡衣接待他的上司时，那就到了蔑视的程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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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9 现在有必要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从二月十日内格林回到西班牙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最为令人不安的问题。两天后，他会见了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早在内格林回来之前，卡萨多就在密谋尽快结束战争。[91]尽管卡萨多对最后两个月战事的记述有时混乱或不准确，但他关于他与内格林会谈情况的说法却无人反驳。总理要求他向自己汇报总体形势，卡萨多着重报告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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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1 1. 失去加泰罗尼亚地区使战争物资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原材料的短缺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为继续斗争生产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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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3 2. 坦克、反坦克炮、大炮和自动武器几乎没有什么补充，飞机只剩下三个娜塔莎中队、两个卡秋莎中队和二十五架战斗机。他说，对于共和派飞行员来说，与飞机数量及性能占优的民族主义空军作战将是自杀。山区以及昆卡和瓜达拉哈拉草原上的部队忍受着冬天的严寒，战士没有棉衣，而且因为不可能给他们发皮靴还穿着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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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5 3. 整个内战期间，食品供应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则是“特别严重而且没有希望缓解”。[92]没有运输工具把莱万特地区的食品运出来，缺乏汽车零配件，尤其是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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