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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5 正如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政府是“一个沉默、瘫痪的幽灵，它既不管事也不发话，没有办事机构和固定的驻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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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7 内格林迫使其返回西班牙的内阁成员又是什么看法呢？担任司法部［692］长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告诉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安全总局局长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文塞斯劳·卡里略：“为所有在佛朗哥占领时冒着风险继续留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同志弄到护照，然后让他们全部离开！……不管内格林说什么，人们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请记住，他被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以致他只告诉乌里韦和德尔巴约自己正在干什么。我们另外这些部长无足轻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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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79 在马德里的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他们针对共产党、内格林及其政府以及社会党执委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诽谤活动”。“他们企图控制[内格林派和共产党人所控制的]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权。……除了马德里之外，这些社会党人在阿利坎特、穆尔西亚和哈恩等省份对政府享有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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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1 促使政治空气恶化的一个因素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几天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的那一份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的宣言，上一章里提到过它。在向莫斯科报告时，陶里亚蒂称这份宣言强烈谴责了“懦夫和投降分子的阴谋和背叛”。他说，主要抨击了卡瓦列罗在巴塞罗那失陷两天之后逃往法国的行为。“这样做完全正确……但是，政治局决定非法大量散发[《工人世界报》。不顾军事部门的审查，马德里这份共产党的报纸多次印发宣言并将其张贴在墙头]。[58]结果导致社会党在一系列省份[与共产党]断绝关系，马德里率先发难，马德里的人民阵线决定公开谴责共产党，将其斥为团结的敌人。在其他省份，共产党被驱逐出人民阵线。……事实上，这份宣言被我们的敌人当作共产党人不希望和平的证据向群众宣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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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3 菲格拉斯宣言事件发生时，陶里亚蒂的共产国际同事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马德里，他在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绝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报告中证实了反对派的敌对反应，这份报告的影印件可以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里找到。[60]“起草这份宣言的同志们并不了解中南部地区当时的政治环境。”斯特凡诺夫写道，“它成为组成最广泛的反共联盟的一个借口。……我个人担心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因此建议推迟发表，哪怕只推迟二十四小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是，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他们决定大量印发。”由于人民阵线各个派别的反应，［693］斯特凡诺夫继续写道，政治局明显地发现，“我们党被孤立了，[而且]是唯一一个要求广泛采取坚决抵抗政策的政党”。他说，由于军事机构、警察部门、工会组织和新闻界已经开始采取鲜明的反共立场，党的孤立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尽快设法打破它们的反共联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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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5 这份宣言最初使内格林不胜烦恼，不过，他的烦恼逐渐消失，因为，在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由内格林亲自修改了”最后草稿的第二份宣言[62]之后，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开始工作，而且做的比党要求的还要多”。[63]陶里亚蒂还向莫斯科报告说，党犯了另外一些错误。在谈到二月初（他十六日到达之前）共产党在马德里召开的会议时，[64]他说，会议的“整个基调不对头”，因为它没有考虑“新的斗争条件和群众的情绪[即他们的和平愿望]”。接着他说，热情之花的讲话“明确地激烈谴责了投降分子的阴谋”，这不会为人民所理解，并且“使我们更加孤立于马德里的所有其他政治力量”。[65]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时期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看法（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多半也适用于陶里亚蒂对鲍里斯·斯特凡诺夫的批评）说，陶里亚蒂对党的批评“可能受到某种恐惧心理的影响，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害怕自己被苏联领导人当做西班牙失败的替罪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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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7 与陶里亚蒂相反，参与确定党的会议基调的斯特凡诺夫在提交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中为党的路线进行了辩护。“的确，”他承认，“在马德里会议上几乎没有人谈论和平。……也许应当更多地谈论并且发表各种意见。不过，我仍然认为马德里会议的路线和多洛蕾丝的讲话完全正确。……由于局面混乱、阴谋诡计、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密谋行动、……饥饿和普遍的筋疲力尽，……马德里会议当时是共产党最重大的政治活动。……马德里的党员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们知道，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焕发出满腔热情，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马德里会议是为克服党的孤立状态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因此，把党的孤立归咎于这次会议是完全错误的。……多洛蕾丝发表讲话的那次会议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和其他城市组织召开由多洛蕾丝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的会议，如果我们在马德里组织召开更多的会议，那么，群众将站在共产党一边，决不会出现卡萨多与卡瓦列罗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联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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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89 在写给莫斯科的那一份批评西班牙共产党的报告中，陶里亚蒂为马德里会议的基调指责了他的共产国际同事斯特凡诺夫，他还指责斯特凡诺夫“完全被动并且在政治上盲从”。实际上，据斯特凡诺夫提交莫斯科的报告透露，当着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面，陶里亚蒂说：［694］“党和我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没有在马德里会议上就和平这一主要问题作出决定。”[68]另一方面，陶里亚蒂把党的路线在会后的变化归功于自己，他说自己在二月十六日回到马德里后开始改变党的路线。“[政治局领导成员]切卡同志第一个认识到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并且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整[这反映在二月二十三日政治局发表的宣言中[69]]公开提出和平问题，这表明，我们像全体人民一样希望和平，……内格林可能已经在菲格拉斯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但是，为了确保[佛朗哥将军]接受它们，必须继续进行抵抗。”[70]新的宣言坚持认为可能得到民主国家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这可以在上一章所引述的内容中看到——并且紧急呼吁“团结和反法西斯的兄弟情谊”，它宣称，西班牙共产党决不会放弃“与所有党派、所有领导人、所有工会组织和所有政治、军事团体”团结并且紧密合作的政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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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1 但是，对于缓和对立派别之间的敌意，这份宣言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此，由于担心在马德里走投无路，分别于二月十日和十六日从法国回来的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在二十七日离开首都。[72]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马德里像一个陷阱，我们全都想趁它的门还半开着时逃出去。……我们的敌人和以前的盟友对于我们非常仇视，使我们不得不警惕。”[73]同样害怕被困在首都的内格林转移到了埃尔达，这是位于阿利坎特省沿海地区的一个小镇，离马德里三百八十二公里，邻近的莫诺瓦尔有一个机场。他忠实的同志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陪同他前往，前者是他的政治秘书，后者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两个人均能力出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陪同他前往的还有他的副官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74]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座名叫波夫莱特的旧宫殿里，它的位置代码是“尤斯特”。[75]这座宫殿与另外一些建筑物一起在当月早些时候被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征用，[76]保护这些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所占用的建筑物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四军的一支由一百名共产党游击队员组成的精干卫队，第十四军是共产党员多明戈·温格里亚少校指挥的一支共产党部队。[77]温格里亚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写道：“内格林在埃尔达镇安顿下来，对所有事情都撒手不管。他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事。他的消沉状态正中失败主义者和叛徒的下怀。”[78]尽管为内格林提供精干的游击队员保护的显然是共产党，但是，按照党使内格林成为替罪羊的策略，恩里克·利斯特也对总理转移到埃尔达这么“一个远离任何中心城市的地方”提出批评。“这为那些阴谋家肆意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利斯特说，“同时也自愿地［695］将自己尽可能地与人民和军队隔离开来。”[79]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同样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他写道，在部长们回到西班牙到他们离开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内格林只召集了两三次政府会议，而且“几乎没有讨论什么事情”。回到马德里后不久，他“消失了好几天”，没有让共产党知道他在哪里。“以前，我们知道他的所有重要举措，特别是那些政治举措，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一次他完全保密，对谁都不说他在干什么和打算干什么。”后来，内格林告诉共产党，他已经会见了“其中有许多共济会会员”的军队领导人，后者显示出某种“强烈的反共心态”。不过，乌里韦证实：“内格林保持着消极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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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3 他在另一段内容里写道：“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内格林与最后这一时期的内格林之间有一道鸿沟。以前，他显示出决心和信心。他寻求我们的帮助，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今，虽然没有与我们断绝关系，他不再寻求我们的支持。他听我们的建议像有些人听下雨的声音一样，在共和派控制区逗留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表明他希望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措施。为了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团结一切党派和力量，他只得到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党。在我看来，他不依靠共产党，因为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不关心继续斗争，而是努力使自己处于某种地位，以便他能凭借这种地位以最有利的方式结束他的总理生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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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5 在二月二十七日内格林及其共产党人随从撤往埃尔达的同时，共产党的政治局成员在陶里亚蒂的率领下离开马德里前往埃尔帕尔马，埃尔帕尔马位于穆尔西亚正南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上，离埃尔达约八十公里。[81]“我们待在穆尔西亚附近，以便能够依靠某个重要的党组织：”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82]另一方面，热情之花提供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解释。她写道，同志们同意转移到位于埃尔达与马德里之间的这个地方，“以便迅速得知政府的决定从而在首都采取行动，因为电话和电报通讯变得越来越困难”。[83]难以看出，在距离首都三百八十二公里的埃尔帕尔马，政治局怎么能够有效地行动。除了陶里亚蒂提供的那个理由之外，这次转移的一个貌似可信的理由是，埃尔帕尔马靠近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距四十三公里），他们担心那里的舰队开小差，从而失去撤离中南部地区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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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7 尽管内格林转移到埃尔达时精神沮丧，但他打算显示一下力量。科登声称，总理告诉他，他想让“国家和军队感到政府仍在行使其职责”，[84]不过，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政府已经有名无实。无论如何，内格林与他的内阁成员关系并不融洽。据二月十六日见过他的恩里克·利斯特说：“他对一些部长破口大骂，说他们是什么也不做的懦夫，只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696］窝里斗。”内格林说，只有乌里韦、莫伊克斯和德尔巴约“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尊严”。[85]从目击者的这些描述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政府的形象，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瘫痪的政府的形象，这一点得到新近被内格林任命为中部前线督察委员的亲共人士埃德蒙多·多明格斯[86]的证实。尽管多明格斯声称政府返回中南部地区受到热烈欢迎，[87]但他承认，谁也不能确定它在什么地方。[88]“在回到中南部地区的二十三天时间里，”斯特凡诺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以使军队和人民感觉到，还存在着一个管理国家的政府。”[89]西班牙共产党的忠诚党员比森特·乌里韦对这种政治乏力局面作了全面的描述，他说，部长们“一点事情也不做”，“甚至懒得把他们各自的部门安顿就绪”。另一方面，他补充说，“他们在夜总会和类似场所里相当活跃”。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政府部长来到中南部地区之初，人们就对他们不屑一顾。“当我们大家一起去拜访米亚哈总指挥时，他穿着睡衣接待了我们。……这向我们暗示，在他看来，没有政府也许更好。穿着睡衣接待客人表明了藐视和轻慢，但是，当一名军人穿着睡衣接待他的上司时，那就到了蔑视的程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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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199 现在有必要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从二月十日内格林回到西班牙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最为令人不安的问题。两天后，他会见了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早在内格林回来之前，卡萨多就在密谋尽快结束战争。[91]尽管卡萨多对最后两个月战事的记述有时混乱或不准确，但他关于他与内格林会谈情况的说法却无人反驳。总理要求他向自己汇报总体形势，卡萨多着重报告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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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1 1. 失去加泰罗尼亚地区使战争物资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原材料的短缺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为继续斗争生产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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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3 2. 坦克、反坦克炮、大炮和自动武器几乎没有什么补充，飞机只剩下三个娜塔莎中队、两个卡秋莎中队和二十五架战斗机。他说，对于共和派飞行员来说，与飞机数量及性能占优的民族主义空军作战将是自杀。山区以及昆卡和瓜达拉哈拉草原上的部队忍受着冬天的严寒，战士没有棉衣，而且因为不可能给他们发皮靴还穿着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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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5 3. 整个内战期间，食品供应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则是“特别严重而且没有希望缓解”。[92]没有运输工具把莱万特地区的食品运出来，缺乏汽车零配件，尤其是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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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7 ［697］4. 曾经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马德里民众，现在公开表示“厌倦了战争希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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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09 5. 与这种阴沉的景象形成对照的是，敌军“正以征服者的高昂士气”在马德里南面集中兵力以便发动最后的攻势，最少投入二十五个师，同时投入大量坦克、大炮和飞机。“在这种情况下，马德里的陷落不可避免，还将造成大批人员死亡，这将成为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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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11 内格林回答道：“我赞成你认为情况特别严重的看法，然而……形势要求我们继续战斗。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以来，我多次试图利用我与某些著名民族主义分子的友谊与敌人进行谈判，但是，我这些努力都失败了。[93]于是我向英国政府建议，它应该充当调停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努力也没有奏效。”[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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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13 毫无疑问，内格林指的是他向英国代办拉尔夫·史蒂文森和法国大使朱尔·亨利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即，愿意以议会在菲格拉斯会议上同意的三点要求为条件结束战争。[95]尽管不能指望马上得到回应，但是，内格林肯定已经料到，他提出的条件将会遭到胜利在望的对手断然拒绝。我们不妨记述一下这些和平建议的命运。二月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内格林的建议已于二月十四日用电报发往布尔戈斯，而哈利法克斯的意见是，“尽管他不想就外交承认佛朗哥政权讨价还价”，但是，他愿意让佛朗哥做一些使英国的立场更“从容”的事情。发往布尔戈斯的另一份电报表示，“如果佛朗哥能以‘某种方式重申正在考虑的政策’，即，他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允许进行随意或者普遍的报复，将给”英王陛下政府“提供极大的便利”。“今天，”哈维写道，“我们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进一步得知，只要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允许领导人逃走就愿意投降。”这一信息肯定是阿斯卡拉特主动作出的试探，因为哈维在日记中记述，[英国外交部]决定“再起草一份电报把这个意思告诉布尔戈斯，但在电报发出之前，我们要求阿斯卡拉特征得国内[即内格林]的同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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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15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和阿斯卡拉特多次给内格林发电报以征得总理的同意，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他断言：“问题的症结肯定出在马德里。正如内格林后来所推测，那里的破坏分子拦截了电报，他们在卡萨多上校的指挥下准备发动军事叛乱。”[97]不过，阿斯卡拉特说，二月二十五日收到了同意的复电，但为时已晚。他证实：“英国外交部二十一日通知我，如果第二天——二十二日——得不到答复的话，它将重新自行其是。”[98]二十二日，奥利弗·哈维在日记里写道：“阿斯卡拉特仍没有答复，因此他刚刚被告知，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如果不能立即得到答复的话，我们必须先行承认[佛朗哥将军]。我们已经打电报向巴黎建议，我们应当尽早承认，确切地说，不能迟于二月二十四日，因为，根据佛朗哥发表的一份声明，他不会接受外国的统治，而且，报复心理与他的政府格格不入，尽管他必须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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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17 阿斯卡拉特提供了佛朗哥将军这一份在报复问题上含糊其辞的声明——英国根据这份声明承认了佛朗哥政府。声明的要点是：（1）“民族主义西班牙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因此，失败者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无出路。”（2）“首领[佛朗哥]的爱国主义、骑士风度和宽宏大量……是所有没有犯罪的西班牙人的可靠保证。”（3）“通过延长这种罪恶的顽抗，赤色分子领导人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使更多的生命牺牲，更多的鲜血流淌。由于报复心理与民族主义政府和首领格格不入，[赤色分子领导人]意欲通过延长这种愚蠢的抵抗达到的目的只能加重他们的罪责。”[100]阿斯卡拉特写道，难以相信张伯伦、哈利法克斯或者英国外交部的任何官员会认为佛朗哥的声明有丝毫意义。[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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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19 西班牙著名作家路易斯·罗梅罗指出，从来没有人对内格林迟迟不给阿斯卡拉特答复的原因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通过写信和采访，他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对此追根寻源。他写道：“后来与内格林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含糊其辞、不太可信的回答：直到最后时刻他才收到那份电报，当时它已不切实际（cuando había perdido su virtualidad）。”（罗梅罗在一条脚注中说，阿斯卡拉特告诉他：“内格林不愿向他解释沉默的原因，所以对任何直接具体的问题避而不答并报以微笑，意思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梅罗问道，“内格林拒绝成为正式出面负责终结战争的那个人？……他希望把战争延长一段时间？他被由别人承担失败责任的希望所驱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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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21 当然，二月十二日与卡萨多进行谈话时，内格林还没有收到阿斯卡拉特的电报，但是，他肯定确信，佛朗哥将会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们除了抵抗别无选择。”他对卡萨多说。为了进行抵抗，他说，法国有一些从加泰罗尼亚地区撤出来的武器，还有最近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数量可观的大炮、自动武器和飞机。他补充说，所有这些武器可能被允许运进西班牙，“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法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卡萨多的著作的英文版中，他说，内格林声称，有一万挺机关枪，六百架飞机和五百门大炮“在法国待命”。[103]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将［699］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西班牙文版中。）至于被扣押在法国的士兵，内格林说，他正在为遣返他们进行谈判，只是谈判还没有结果。最后，他向卡萨多保证，为了解决食品和运输问题，“他会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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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3223 卡萨多回答说，后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至于你所说的在法国的数量可观的武器，我不认为[法国人]会允许它们离开本国，即使他们允许离开，虽然这不大可能，卸货也将非常困难。[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承认，“在法国的加泰罗尼亚军人和武器均无法向中南部地区转移”[104]]我认为我们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知道，英法两国向民族主义阵营派驻非正式代表已有一段时间了，[105]它们站在佛朗哥一边，迫不及待地要承认他。因此，我们不应欺骗自己，必须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不可能进行抵抗，如果所有和平努力都落了空，我建议你召开一次由陆军和空军的全体首长以及海军司令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说明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解除或者减轻这一悲惨时刻压在你身上的历史责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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