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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月十二日与卡萨多进行谈话时，内格林还没有收到阿斯卡拉特的电报，但是，他肯定确信，佛朗哥将会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们除了抵抗别无选择。”他对卡萨多说。为了进行抵抗，他说，法国有一些从加泰罗尼亚地区撤出来的武器，还有最近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数量可观的大炮、自动武器和飞机。他补充说，所有这些武器可能被允许运进西班牙，“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法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卡萨多的著作的英文版中，他说，内格林声称，有一万挺机关枪，六百架飞机和五百门大炮“在法国待命”。[103]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将［699］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西班牙文版中。）至于被扣押在法国的士兵，内格林说，他正在为遣返他们进行谈判，只是谈判还没有结果。最后，他向卡萨多保证，为了解决食品和运输问题，“他会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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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回答说，后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至于你所说的在法国的数量可观的武器，我不认为[法国人]会允许它们离开本国，即使他们允许离开，虽然这不大可能，卸货也将非常困难。[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承认，“在法国的加泰罗尼亚军人和武器均无法向中南部地区转移”[104]]我认为我们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知道，英法两国向民族主义阵营派驻非正式代表已有一段时间了，[105]它们站在佛朗哥一边，迫不及待地要承认他。因此，我们不应欺骗自己，必须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不可能进行抵抗，如果所有和平努力都落了空，我建议你召开一次由陆军和空军的全体首长以及海军司令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说明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解除或者减轻这一悲惨时刻压在你身上的历史责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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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默许了卡萨多的建议，于是，二月十六日，一次会议在阿尔瓦塞特以南两公里的洛斯利亚诺斯小飞机场召开。[107]出席会议的有下列陆、海、空军首长：陆海空军总指挥何塞·米亚哈中将；[108]由中路军以及莱万特、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方面军组成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司令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将军；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多明戈·莫里奥内斯上校；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安东尼奥·卡马乔上校；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共和国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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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萨多对会议情况的记述，[109]关于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关于食品和运输问题及其为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所做的失败的努力，内格林把几天前对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最后总结道，由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已荡然无存，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继续战斗。与会者中只有“明显心神不安”的米亚哈将军表示，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抵抗”。这肯定让卡萨多、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等人大吃一惊。据卡萨多说，二月二日他们与米亚哈在巴伦西亚会晤，当时米亚哈同意与他们一起推翻内格林。[110]［700］米亚哈对内格林在这个时候将其晋升为中将感恩戴德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可能他只是不愿当着内格林的面公开发难而已。无论如何，几天之后他将再次改变立场，站在卡萨多一边。[111]其他军方领导人同意马塔利亚纳将军的意见，将军表示，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人民和军队认为败局已定，因此希望立即结束战争。[112]担任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的共产党人卡马乔上校[113]说，他只有五个飞机破旧的飞行中队和一些战斗机，“以这样的物质条件迎战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空军是愚蠢的”。他说，和平是唯一的解决办法。[114]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作了最令人担忧的陈述。“这位长官报告说，”卡萨多记录道，“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决定放弃西班牙领海。”因为一个水兵委员会通知他，他们“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不愿继续忍受天天进行的密集轰炸，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空手段”。在布伊萨看来，“内战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因此，尽快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是明智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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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后在巴黎，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简要报告了军队领导人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敌对态度。他说：“这些先生肆无忌惮地迫切要求作为政府首脑的我应当立即结束战争。”内格林尤其不信任总是跟着他活动的卡萨多。“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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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格林即将离开马德里时，出现了两个使抵抗政策无法自圆其说的新情况。[117]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接着，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直焦虑地等待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终于摆脱了其作为宪法幌子的傀儡角色——最初他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人民革命做幌子；后来他为内格林和共产党早期的独裁统治做幌子，这种统治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日益显得咄咄逼人。阿萨尼亚的辞呈尽量避免涉及他在内战期间所扮演的使其蒙羞的角色，辞呈表示，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使他失去了“必须向各国政府传达信息——不仅传达作为一名西班牙人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东西，而且传达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深切希望的事情——的国际合法代表的资格”，国家的政治机器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留一个我在离开西班牙那一天并没有放弃的职务，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我希望看到抓紧时间实现和平”。[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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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认为，议会议长、温和的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应当按照宪法“自动”接替阿萨尼亚，但是，对此具有不同看法的巴里奥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三月三日，他在巴黎的一个餐馆里召开议会常务［701］委员会会议讨论这场危机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常务委员会决定，只有内格林准备以“尽可能轻微的损害和牺牲”结束战争，它才可能与他合作。[119]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通知总理，除非这一条件得到满足，他将面临不得不拒绝担任总统的痛苦选择。尽管内格林坚称他向内阁会议上宣读了议长的电报，内阁对电报内容也表示同意，但是，马丁内斯·巴里奥说，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120]他还说，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西班牙——尽管他“严重怀疑此行会有什么意义和效果”——时，反内格林的政变发生了。[121]他因此而幸运地摆脱了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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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使领导与人民的士气更加低落”。[122]此外，这种情况给那些认为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人增加了动力，这些人正在密谋推翻胡安·内格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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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加尔塞斯的情况，见本书第五十六章。安东尼奥·科登证实他返回了中南部地区，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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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西班牙通讯社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颁布的将马德里作为正式的政府所在地的法令（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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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他们最初拒绝离开法国的情况，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7页；胡安·洛佩斯，《不重要的任务：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62—166页（教育部长塞贡多·布兰科的叙述）；对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采访，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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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7—278页。内战结束三年以后，内格林宣称，军队“希望战斗到底”（胡安·内格林，《一次演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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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中保存了这份珍贵文件的副本，卷宗71/6a。它的复印件见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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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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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米亚哈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复电（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何塞·米亚哈文件集，“西班牙陆军参谋部，1936—1939”； 这份复电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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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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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内格林后来解释说，因为离开巴塞罗那后与中部地区联系困难，所以必须任命这种双重职务。见《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本章注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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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布里略受权维护社会秩序（《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81页，注释2）。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切卡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告诉我，共产党要求内格林将布里略撤职，虽然他同意了，但他的决定来得“太迟”（采访切卡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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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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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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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2页。不太清楚共产党开除布里略的原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的指挥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防部官方日志》）时，他的立场仍然可靠，他曾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和三十日写信给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信中没有任何与党意见不同的内容（这些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后来，随着埃斯特雷马杜拉前线的军事惨败，对立情绪出现了。见布里略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写给当时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信（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17档案柜，第540档案盒，第3号档案。这封信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布里略”档案）；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52—453页。关于为什么要将布里略开除出党，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切卡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简要地向我作了如下解释（根据采访切卡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将布里略开除出共产党是因为他给[塞维利亚的佛朗哥叛军将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称其为‘亲爱的兄弟’。凯波·德·利亚诺是一名共济会会员。布里略是一名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因此，他试图与凯波达成一项反佛朗哥协议。共产党将布里略开除出党，并且要求解除其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指挥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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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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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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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52页，注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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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四二年他从第比利斯一家医院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原因不明。见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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