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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去加泰罗尼亚地区使战争物资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原材料的短缺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为继续斗争生产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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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坦克、反坦克炮、大炮和自动武器几乎没有什么补充，飞机只剩下三个娜塔莎中队、两个卡秋莎中队和二十五架战斗机。他说，对于共和派飞行员来说，与飞机数量及性能占优的民族主义空军作战将是自杀。山区以及昆卡和瓜达拉哈拉草原上的部队忍受着冬天的严寒，战士没有棉衣，而且因为不可能给他们发皮靴还穿着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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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个内战期间，食品供应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则是“特别严重而且没有希望缓解”。[92]没有运输工具把莱万特地区的食品运出来，缺乏汽车零配件，尤其是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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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4. 曾经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马德里民众，现在公开表示“厌倦了战争希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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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这种阴沉的景象形成对照的是，敌军“正以征服者的高昂士气”在马德里南面集中兵力以便发动最后的攻势，最少投入二十五个师，同时投入大量坦克、大炮和飞机。“在这种情况下，马德里的陷落不可避免，还将造成大批人员死亡，这将成为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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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回答道：“我赞成你认为情况特别严重的看法，然而……形势要求我们继续战斗。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以来，我多次试图利用我与某些著名民族主义分子的友谊与敌人进行谈判，但是，我这些努力都失败了。[93]于是我向英国政府建议，它应该充当调停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努力也没有奏效。”[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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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内格林指的是他向英国代办拉尔夫·史蒂文森和法国大使朱尔·亨利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即，愿意以议会在菲格拉斯会议上同意的三点要求为条件结束战争。[95]尽管不能指望马上得到回应，但是，内格林肯定已经料到，他提出的条件将会遭到胜利在望的对手断然拒绝。我们不妨记述一下这些和平建议的命运。二月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内格林的建议已于二月十四日用电报发往布尔戈斯，而哈利法克斯的意见是，“尽管他不想就外交承认佛朗哥政权讨价还价”，但是，他愿意让佛朗哥做一些使英国的立场更“从容”的事情。发往布尔戈斯的另一份电报表示，“如果佛朗哥能以‘某种方式重申正在考虑的政策’，即，他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允许进行随意或者普遍的报复，将给”英王陛下政府“提供极大的便利”。“今天，”哈维写道，“我们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进一步得知，只要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允许领导人逃走就愿意投降。”这一信息肯定是阿斯卡拉特主动作出的试探，因为哈维在日记中记述，[英国外交部]决定“再起草一份电报把这个意思告诉布尔戈斯，但在电报发出之前，我们要求阿斯卡拉特征得国内[即内格林]的同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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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和阿斯卡拉特多次给内格林发电报以征得总理的同意，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他断言：“问题的症结肯定出在马德里。正如内格林后来所推测，那里的破坏分子拦截了电报，他们在卡萨多上校的指挥下准备发动军事叛乱。”[97]不过，阿斯卡拉特说，二月二十五日收到了同意的复电，但为时已晚。他证实：“英国外交部二十一日通知我，如果第二天——二十二日——得不到答复的话，它将重新自行其是。”[98]二十二日，奥利弗·哈维在日记里写道：“阿斯卡拉特仍没有答复，因此他刚刚被告知，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如果不能立即得到答复的话，我们必须先行承认[佛朗哥将军]。我们已经打电报向巴黎建议，我们应当尽早承认，确切地说，不能迟于二月二十四日，因为，根据佛朗哥发表的一份声明，他不会接受外国的统治，而且，报复心理与他的政府格格不入，尽管他必须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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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卡拉特提供了佛朗哥将军这一份在报复问题上含糊其辞的声明——英国根据这份声明承认了佛朗哥政府。声明的要点是：（1）“民族主义西班牙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因此，失败者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无出路。”（2）“首领[佛朗哥]的爱国主义、骑士风度和宽宏大量……是所有没有犯罪的西班牙人的可靠保证。”（3）“通过延长这种罪恶的顽抗，赤色分子领导人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使更多的生命牺牲，更多的鲜血流淌。由于报复心理与民族主义政府和首领格格不入，[赤色分子领导人]意欲通过延长这种愚蠢的抵抗达到的目的只能加重他们的罪责。”[100]阿斯卡拉特写道，难以相信张伯伦、哈利法克斯或者英国外交部的任何官员会认为佛朗哥的声明有丝毫意义。[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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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著名作家路易斯·罗梅罗指出，从来没有人对内格林迟迟不给阿斯卡拉特答复的原因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通过写信和采访，他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对此追根寻源。他写道：“后来与内格林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含糊其辞、不太可信的回答：直到最后时刻他才收到那份电报，当时它已不切实际（cuando había perdido su virtualidad）。”（罗梅罗在一条脚注中说，阿斯卡拉特告诉他：“内格林不愿向他解释沉默的原因，所以对任何直接具体的问题避而不答并报以微笑，意思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梅罗问道，“内格林拒绝成为正式出面负责终结战争的那个人？……他希望把战争延长一段时间？他被由别人承担失败责任的希望所驱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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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月十二日与卡萨多进行谈话时，内格林还没有收到阿斯卡拉特的电报，但是，他肯定确信，佛朗哥将会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们除了抵抗别无选择。”他对卡萨多说。为了进行抵抗，他说，法国有一些从加泰罗尼亚地区撤出来的武器，还有最近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数量可观的大炮、自动武器和飞机。他补充说，所有这些武器可能被允许运进西班牙，“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法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卡萨多的著作的英文版中，他说，内格林声称，有一万挺机关枪，六百架飞机和五百门大炮“在法国待命”。[103]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将［699］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西班牙文版中。）至于被扣押在法国的士兵，内格林说，他正在为遣返他们进行谈判，只是谈判还没有结果。最后，他向卡萨多保证，为了解决食品和运输问题，“他会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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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回答说，后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至于你所说的在法国的数量可观的武器，我不认为[法国人]会允许它们离开本国，即使他们允许离开，虽然这不大可能，卸货也将非常困难。[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承认，“在法国的加泰罗尼亚军人和武器均无法向中南部地区转移”[104]]我认为我们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知道，英法两国向民族主义阵营派驻非正式代表已有一段时间了，[105]它们站在佛朗哥一边，迫不及待地要承认他。因此，我们不应欺骗自己，必须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不可能进行抵抗，如果所有和平努力都落了空，我建议你召开一次由陆军和空军的全体首长以及海军司令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说明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解除或者减轻这一悲惨时刻压在你身上的历史责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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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默许了卡萨多的建议，于是，二月十六日，一次会议在阿尔瓦塞特以南两公里的洛斯利亚诺斯小飞机场召开。[107]出席会议的有下列陆、海、空军首长：陆海空军总指挥何塞·米亚哈中将；[108]由中路军以及莱万特、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方面军组成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司令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将军；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多明戈·莫里奥内斯上校；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安东尼奥·卡马乔上校；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共和国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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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萨多对会议情况的记述，[109]关于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关于食品和运输问题及其为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所做的失败的努力，内格林把几天前对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最后总结道，由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已荡然无存，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继续战斗。与会者中只有“明显心神不安”的米亚哈将军表示，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抵抗”。这肯定让卡萨多、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等人大吃一惊。据卡萨多说，二月二日他们与米亚哈在巴伦西亚会晤，当时米亚哈同意与他们一起推翻内格林。[110]［700］米亚哈对内格林在这个时候将其晋升为中将感恩戴德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可能他只是不愿当着内格林的面公开发难而已。无论如何，几天之后他将再次改变立场，站在卡萨多一边。[111]其他军方领导人同意马塔利亚纳将军的意见，将军表示，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人民和军队认为败局已定，因此希望立即结束战争。[112]担任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的共产党人卡马乔上校[113]说，他只有五个飞机破旧的飞行中队和一些战斗机，“以这样的物质条件迎战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空军是愚蠢的”。他说，和平是唯一的解决办法。[114]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作了最令人担忧的陈述。“这位长官报告说，”卡萨多记录道，“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决定放弃西班牙领海。”因为一个水兵委员会通知他，他们“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不愿继续忍受天天进行的密集轰炸，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空手段”。在布伊萨看来，“内战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因此，尽快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是明智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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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后在巴黎，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简要报告了军队领导人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敌对态度。他说：“这些先生肆无忌惮地迫切要求作为政府首脑的我应当立即结束战争。”内格林尤其不信任总是跟着他活动的卡萨多。“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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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格林即将离开马德里时，出现了两个使抵抗政策无法自圆其说的新情况。[117]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接着，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直焦虑地等待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终于摆脱了其作为宪法幌子的傀儡角色——最初他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人民革命做幌子；后来他为内格林和共产党早期的独裁统治做幌子，这种统治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日益显得咄咄逼人。阿萨尼亚的辞呈尽量避免涉及他在内战期间所扮演的使其蒙羞的角色，辞呈表示，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使他失去了“必须向各国政府传达信息——不仅传达作为一名西班牙人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东西，而且传达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深切希望的事情——的国际合法代表的资格”，国家的政治机器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留一个我在离开西班牙那一天并没有放弃的职务，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我希望看到抓紧时间实现和平”。[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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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认为，议会议长、温和的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应当按照宪法“自动”接替阿萨尼亚，但是，对此具有不同看法的巴里奥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三月三日，他在巴黎的一个餐馆里召开议会常务［701］委员会会议讨论这场危机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常务委员会决定，只有内格林准备以“尽可能轻微的损害和牺牲”结束战争，它才可能与他合作。[119]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通知总理，除非这一条件得到满足，他将面临不得不拒绝担任总统的痛苦选择。尽管内格林坚称他向内阁会议上宣读了议长的电报，内阁对电报内容也表示同意，但是，马丁内斯·巴里奥说，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120]他还说，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西班牙——尽管他“严重怀疑此行会有什么意义和效果”——时，反内格林的政变发生了。[121]他因此而幸运地摆脱了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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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使领导与人民的士气更加低落”。[122]此外，这种情况给那些认为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人增加了动力，这些人正在密谋推翻胡安·内格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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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加尔塞斯的情况，见本书第五十六章。安东尼奥·科登证实他返回了中南部地区，见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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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西班牙通讯社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颁布的将马德里作为正式的政府所在地的法令（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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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他们最初拒绝离开法国的情况，见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7页；胡安·洛佩斯，《不重要的任务：一名工团主义者的回忆录》，第162—166页（教育部长塞贡多·布兰科的叙述）；对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采访，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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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7—278页。内战结束三年以后，内格林宣称，军队“希望战斗到底”（胡安·内格林，《一次演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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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中保存了这份珍贵文件的副本，卷宗71/6a。它的复印件见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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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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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米亚哈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复电（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何塞·米亚哈文件集，“西班牙陆军参谋部，1936—1939”； 这份复电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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