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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关于马塔利亚纳的生平，见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6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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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他是共产党人这一点得到内格林的证实（《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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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在一九三九年（原文误为一九三七年——译注）二月十三日所写的一份关于空军状况的长篇报告中，卡马乔表示，“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空军了。”他可能在十六日的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报告（报告的全文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四卷，第3392—3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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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2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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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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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见本章注释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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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在《流亡的共和国》一书的第152页与第153页之间刊出了这份辞呈的影印件。另请参阅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27页。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六十岁的阿萨尼亚因心脏病发作在法国蒙托邦去世。（关于阿萨尼亚的生平资料，见詹姆斯·W.科尔塔达编纂的《西班牙内战历史词典，1936—1939》中由比森特·R.皮拉皮尔撰写的内容，第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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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星期五[在巴黎]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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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召开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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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根据文献资料对这次总统职务危机的描述，见《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录》，第408—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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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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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十四章［702］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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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结束内战运动中心的人物是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各种对手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尽管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不喜欢卡萨多，[1]但是，在内战期间，他的专业能力及其对于共和国的忠诚从来没有受到过非议。内战爆发时，卡萨多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担任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卫队的指挥官，由于内战初期的冲突，他对西班牙共产党持敌视态度。实际上，因为他对苏联武器分配不公的批评，在共产党的坚决要求下，他被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不过，卡瓦列罗以挑战的姿态很快便将他官复原职，接着，一九三六年年底，卡瓦列罗委派他在一名苏联将军和两名苏联上校的协助下组建人民军的混成旅。[2]一九三七年五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执掌国防部以后，卡萨多先后被派去指挥第十八军、第二十一军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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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萨多从未被共产党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但是，在内格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将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任命为实际控制地面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之后的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他与共产党保持着还算不错的关系。实际上，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被任命为威名远扬的中路军司令。[3]中路军由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组成，前三个军分别由职业军官路易斯·巴尔塞洛、埃米利奥·布埃诺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指挥，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4]第四军则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当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卡萨多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考虑的不是投降而是胜利”时，他无疑是正确的。[5]马德里的共产党喉舌《工人世界报》为任命卡萨多而喝彩，赞扬他“忠于共和国和人民”，称他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战士”，并且说他“早在军事叛乱之前就反对那些统治着我们国家的反动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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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随着共和派内部残酷斗争的持续加剧，卡［703］萨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结果，他对共产党的敌意成为使他与反对共产党的派别结盟的黏合剂。“在内战期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第十五军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后来写道，“许多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基于对共产党人的敌意支持卡萨多。”[7]于是，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使卡萨多在内战达到高潮的那几个星期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人：他担任的中路军司令这一关键职务以及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正如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前安全总局局长加夫列尔·莫隆所说，发动反叛的任务不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所能完成的，[8]因为没有看到既愿意又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人。虚构的马德里英雄何塞·米亚哈将军——他现在晋升为中将并且是中南部地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肯定不是这个人，因为他不具备与共产党在马德里地区仍然完好无损的政治军事组织对抗的心理素质。出席二月十六日（57）洛斯利亚诺斯会议的另外那几位对政府不满的部队指挥官也不可能承担这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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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在内格林返回西班牙之前，卡萨多已经决定亲自掌控事态发展。他写道：“我们不能继续犹豫不定袖手旁观。”[9]他与部队的指挥官和各个党派——“当然除了共产党之外”——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一致同意应当尽快结束战争，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头，希望由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10]二月二日，他会见了米亚哈、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几位将军，告诉他们他决定推翻内格林，同时告诉他们他还打算尽快与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联系。“没有讨论，”他接着写道，“三位将军表示同意这一决定并且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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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还记述了第二天他与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会见的情况。贝斯泰罗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是西班牙最德高望重的社会党领导人。作为重建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一个纯属象征性的职务——他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留在首都，几乎完全置身于党派斗争的漩涡之外。他是一位典型的和平人士，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作为阿萨尼亚总统的使者出席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加冕典礼，（58）向英国人传达了总统关于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愿望。尽管在战前以及内战的前两年与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不和，然而，随着战事的缓慢变化以及对于和平的强烈呼声逐渐形成压倒之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当卡萨多请求他予以合作时，他回答道，他将“无条件”支持卡萨多，但“只是为了实现和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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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德里的地方组织以及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四军，政变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尽管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大有吞噬自由主义运动之［704］势，”著名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文学人士路易斯·罗梅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它们的队伍没有受到开小差的困扰，而开小差已使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深受其害，这些党派被内格林富于个人色彩的政策所诱惑，它们不是壮大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被纳入共产党的轨道。……在卡萨多与自由主义运动之间……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上校与共产党人的对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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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萨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中，特别重要的是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和谐默契。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梅拉早已放弃了其反对纪律和军事化的传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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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罗梅罗说：“西普里亚诺·梅拉[是]从民兵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最著名的指挥官，是西班牙人民——真正而不幸的西班牙人民——的历史中不时涌现出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之一。由于梅拉的自由主义信仰，没有什么知名作家为他撰写过令人满意的传记，他可能也不希望有。[14]他也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受到天花乱坠的宣传。他生于一八九六年，尽管年龄并不大，寥寥几幅发表过的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由于劳动艰苦，生活贫困，历尽苦难，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不过，激励着他的理想使他容光焕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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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同一本书前面的段落中，罗梅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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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前，西普里亚诺·梅拉……曾经担任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由于大家公认其为人正直，他逐渐在民兵队伍中脱颖而出，一直晋成为指挥镇守瓜达拉哈拉和昆卡前线的第四军的中校军官。作为一个专业泥瓦匠，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成功地把显示出忠诚的职业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潜心研究军事技术，因为他知道，与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作战的军队。像我国过去那些深受民众拥护的杰出领导人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军事天赋的勇敢好斗而又清心寡欲的理想主义者。第四军主要由自由主义运动成员所组成，但是，梅拉坚决要求自己和部下严守纪律。……尽管卡萨多与梅拉的家庭出身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军事观点、对战局发展的看法以及严于律己的行为方面非常一致。……他们彼此尊重，因此，在这两个分别来自职业军队和民兵武装的军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友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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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们怀疑抵抗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卡萨多在二月十二日与内格林会见时并未掩饰自己的悲观。内格林对法国将会允许存放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和扣押在法国的士兵重返西班牙所抱有的模糊希望也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在二月底与内格林进行的一次类似的没有结果的会见中，西普里亚诺·梅拉同样表达了悲观的看法。有必要把与梅拉有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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