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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布尔戈斯的宪兵情报局全国负责人何塞·温格里亚上［707］校收到特工的报告称，“卡萨多与贝斯泰罗一致要求尊重正派职业军人（militares decentes）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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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一份报告送到布尔戈斯，报告引述卡萨多的话说：“我希望组成一个贝斯泰罗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我应当担任国防部长。……即使不是这样，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顾忌任何人。我建议把民族主义军队进入马德里的时间最多推迟十五天。”在特别提到卡萨多要求“怜悯”他的部下之后，报告接着说：“不可能防止一些重要的赤色分子逃走，尽管[卡萨多]向我们保证，许多赤色分子将会留在马德里，他将陆续逮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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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卡萨多的诚意仍有怀疑，因为帕拉西奥斯告诉布尔戈斯，他很“精明”； 帕拉西奥斯还说，当“马德里全都知道共产党的政变迫在眉睫”时，“他继续执行他的迂回拖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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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布尔戈斯断定，“确实需要一个绝对可信、能够承担责任的军官参加谈判了”。这个人是驻马德里的炮兵第四营营长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上校，所谓“绿星”间谍网的负责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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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森塔尼奥在曼努埃尔·吉蒂安的陪同下会见了卡萨多，吉蒂安是宪兵情报局在马德里的另一名重要特工。[26]在会见的过程中，根据宪兵情报局提交布尔戈斯的报告（我继续援引马丁内斯·班德的叙述），“卡萨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胜利者，没等他们说话就‘急于证明他是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及其残忍、偏激的民众追随者的死敌’。他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热诚的共和派，是阿萨尼亚[最近他把留在法国的阿萨尼亚斥为“懦夫”[27]]、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死对头，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死对头，他对共产党破口大骂。”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森塔尼奥和吉蒂安要求卡萨多不要推迟政变的时间。“[佛朗哥的]军队不能允许任何耽搁。”他们对他说。卡萨多对此回答道，急于求成将会导致“可怕的流血”。至于政治领导人，卡萨多说，最好允许他们离开西班牙：“越多越好。这样一来就将减少流血和仇恨。”据同一份报告说，卡萨多表示：“他不希望负责追捕他们；何况，他打算出国。”这时，森塔尼奥和吉蒂安向卡萨多出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概要说明了佛朗哥将军准备向投降的军官开出的优待条件。[28]报告称，“认真阅读了文件之后，卡萨多表示特别满意：‘好极了，好极了！’”他大声说。“他似乎受到感动，‘明确表示同意并显出了热情’。”这种热情“肯定不是真心流露”，马丁内斯·班德评论说。接着，两名宪兵情报局特工坚持要求卡萨多确定一个共和派军队投降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可以“在大约五天之内”采取行动。森塔尼奥在报告中对卡萨多的态度评论道：“他对民族主义事业不［708］感兴趣。因此，他一直考虑内战结束之后去流亡，但他愿意为这项事业效力，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遵循的道路，原因在于它光荣、合理、人道而且具有西班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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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二日，曼努埃尔·吉蒂安第二次会见卡萨多。“他再次催促卡萨多确定发动政变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他将在月底‘动手解决问题’。他请求民族主义军队推迟即将完全准备就绪的攻势，因为他不能对将会发生在马德里的血腥暴行负责，而且因为，如果进攻开始了，‘他将不得不作为一名共和派军官采取行动，履行职责坚持到底’。最后，他要求，为了‘不让人们多流一滴血’，给他时间和信任。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像前一份报告一样乐观。‘我们的印象是，’报告写道，‘卡萨多完全有把握成功实现他的计划。’”[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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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朗哥将军对谈判的缓慢进展不满意。二月二十五日，他告诉部下，“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民族主义军队有足够的办法“武力”攻占马德里，“只要愿意立即就能”。卡萨多显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得到佛朗哥将军的宽恕，他必须确定发动政变和最后投降的明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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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佛朗哥的总司令部收到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发来的以下信息：“明天，星期二，将成立一个善后委员会。我们请求批准贝斯泰罗和鲁伊斯·福内利斯上校[卡萨多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与[宪兵情报局]特工一同飞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以使投降立即生效。”布尔戈斯的答复很明确：“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民族主义西班牙不接受任何解决办法。……可以让一两名职业军官来这里，但只是为了前来了解投降所要采取的方式。……不欢迎贝斯泰罗或者其他文职官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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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日，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给佛朗哥发去以下信息：“卡萨多已经收到来自总司令部的答复和指示。政客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担忧，卡萨多的军政委员会至少暂时还没有出现。……政客希望通过这个委员会实现他们所谓体面的投降，这将允许那些想要离开的人自由流亡。”三月四日，布尔戈斯收到另外一条信息：“一切取决于允许共和派领导人逃走，以便使卡萨多看上去不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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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此时受到来自本方的巨大压力，人们要求他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体面的解决方案，这将保证那些身处险境因而想要逃往国外的人的生命安全。但是，达成这种解决方案的希望实际上很渺茫，因为佛朗哥已经通过臭名昭著的政治责任法清楚地表明，除了无条件投降他不考虑任何其他解决方案，而且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反复重申了他决不让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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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不过，卡萨多可能认为，除掉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将会缓和佛朗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而使他给予那些想要逃往国外的人这样做的权利，同时还会作出其他让步。安东尼奥·科登声称，二月份他去拜访卡萨多时，上校故作“神秘地”告诉他，“佛朗哥不仅将在报复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只许西班牙军队进入马德里，并将承认共和派军队首长和军官的军衔”——但对他为结束内战进行的谈判没有透露任何口风。科登还声称，卡萨多对他说，“某些绝对可以信赖的英国人”多次当面告诉他，足以撤走两万人的船只已准备就绪，而卡萨多概要说明的和平条件也“将强迫佛朗哥接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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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件证明英国作出过任何保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至少，从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尔珀特在英国公共档案部门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31]当然，这不排除某些文件可能不在公众可以查阅的范围之内的情况。尽管如此，英国试图将“强迫”佛朗哥接受某些条件的说法仍然有悖于与佛朗哥将军保持良好关系这一英国政策的总体倾向。[32]的确，某个名叫德尼斯·考恩的人多次拜访过卡萨多，而亲共产党的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则指责这是企图与中路军首长进行交出马德里的谈判。[33]我们肯定都知道，考恩是英国政府委派的负责交换俘虏谈判的切特伍德委员会的联络官员。阿尔珀特说：“卡萨多非常关心被关押的民族主义支持者，因此，他在下个月进行的和平谈判过程中警告民族主义方面，如果他被迫进行绝望的抵抗，这些囚犯可能被杀。在马德里动荡的气氛下，考恩的访问受到注意，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在劝说卡萨多投降方面起了什么作用。”[34]阿尔珀特后来（一九八七年）告诉我，“他的看法”不像几年前初次研究这个问题时那么明确，现在他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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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阿尔珀特作出以下推测时，他可能是正确的：“考恩在去西班牙进行一般性会谈之前也许被告知，如果遇到机会的话，他应尽量劝告卡萨多与佛朗哥达成协议。”[36]如果情况真的如此，科登关于卡萨多告诉他英国给过其某些保证的说法或许就确有其事。也可能，卡萨多对科登说这些话是希望把后者争取过来支持他反对内格林，就像他似乎打算用关于英国保证的同样说法影响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声称，卡萨多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告诉他，马德里的“英国代表”已经“保证”，佛朗哥将会同意“有利的和平条件”。根据我所作的采访记录，卡萨多还在三月二日对西斯内罗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佛朗哥决不会与内格林谈判，但我绝对可以肯定，如果几位受人尊敬的军方领导人直接与他谈判的话，我们应当能够得到下面［710］这些条件：1. 无论是摩尔军团、志愿兵团[意大利和德国部队]还是外籍军团，都不会进入马德里；2. 任何希望离开西班牙的人都可以离开，佛朗哥将会为此提供便利；3. 佛朗哥不会对留在西班牙的人进行报复；4. 职业军官的军衔将得到佛朗哥军队的承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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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向卡萨多询问是谁作出的这些保证时，“他非常严肃地回答道，英国已经谈妥了这些保证的最后细节，而且他亲自参加了与英国代表的各种会谈。佛朗哥向英国代表明确保证履行这些承诺，只是附带一个条件：我们推翻共和国政府，因此，我们这些职业军官将负责控制局面并直接与他打交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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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所谓承诺事实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问题出现了：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知道卡萨多所造成的威胁吗？他们肯定知道。这不仅是因为科登和西斯内罗斯声称他们把卡萨多引诱他们参与其密谋的企图告诉了内格林，[39]不仅是因为立即向党的领导报告情况是共产党员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且主要是因为马德里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卡萨多政变（三月五日至六日）之前“几个星期已经得到有人正在策划阴谋的情报”，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40]正如曼努埃尔·塔圭尼亚所证实的那样，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刚从法国一回来，他们就收到了卡萨多心怀不满的情报：“[马德里]党组织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卡萨多上校可能领导一场政变。……由于我是从加泰罗尼亚来到马德里以及留在马德里的[共产党人——其他人去了埃尔帕尔马——当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共产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书记多明戈·希龙一直向我报告有关卡萨多上校正在策划的所有阴谋的最新情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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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内格林在干什么？他也知道卡萨多的密谋吗？无疑他是知道的，不仅因为他的共产党人随从显然向他报告了情况，而且因为他在逃出西班牙之后不久亲口对巴黎的议会常务委员会所讲的话（我在前面曾经引述过他那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回到马德里后]我很快就从一系列迹象中发现了正在策划的阴谋。”他指出，“首先，卡萨多迫切希望我住在他在环城大道为我准备的一所房子里，因为[他说]那里非常安全。第二，他企图为我配备一个他亲自挑选的特别卫队。第三，卡萨多先生一直跟着我活动，不仅在他指挥的中部前线[的部队]，而且在我视察的所有部队。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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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苏联人对卡萨多的看法，见《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下，1936—1939：苏联志愿参战人员回忆录》一书中Н.沃罗诺夫的文章，第86页。沃罗诺夫是苏联在西班牙的炮兵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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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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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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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提供了他们的政治身份，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29—230页，注释1；另请参阅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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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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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工人世界报》。关于卡萨多的生平资料，见迈克尔·阿尔珀特《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301—303页；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马德里最后的日子》和《卡萨多上校未出版的回忆录》，载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至四日、六日至十一日、十三日和十四日《人民报》；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西班牙内战插图史》，第二卷，第492—511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368和471—474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286—2289页；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派军队》，第191—231页；克里斯托瓦尔·萨拉戈萨，《人民军与共和国军人，1936—1939》，第237—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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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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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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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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