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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罗梅罗说：“西普里亚诺·梅拉[是]从民兵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最著名的指挥官，是西班牙人民——真正而不幸的西班牙人民——的历史中不时涌现出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之一。由于梅拉的自由主义信仰，没有什么知名作家为他撰写过令人满意的传记，他可能也不希望有。[14]他也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受到天花乱坠的宣传。他生于一八九六年，尽管年龄并不大，寥寥几幅发表过的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由于劳动艰苦，生活贫困，历尽苦难，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不过，激励着他的理想使他容光焕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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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同一本书前面的段落中，罗梅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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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前，西普里亚诺·梅拉……曾经担任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由于大家公认其为人正直，他逐渐在民兵队伍中脱颖而出，一直晋成为指挥镇守瓜达拉哈拉和昆卡前线的第四军的中校军官。作为一个专业泥瓦匠，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成功地把显示出忠诚的职业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潜心研究军事技术，因为他知道，与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作战的军队。像我国过去那些深受民众拥护的杰出领导人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军事天赋的勇敢好斗而又清心寡欲的理想主义者。第四军主要由自由主义运动成员所组成，但是，梅拉坚决要求自己和部下严守纪律。……尽管卡萨多与梅拉的家庭出身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军事观点、对战局发展的看法以及严于律己的行为方面非常一致。……他们彼此尊重，因此，在这两个分别来自职业军队和民兵武装的军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友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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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们怀疑抵抗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卡萨多在二月十二日与内格林会见时并未掩饰自己的悲观。内格林对法国将会允许存放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和扣押在法国的士兵重返西班牙所抱有的模糊希望也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在二月底与内格林进行的一次类似的没有结果的会见中，西普里亚诺·梅拉同样表达了悲观的看法。有必要把与梅拉有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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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你非常清楚，内格林先生，留在法国的士兵不会回来，法［705］国当局控制的武器也不会重新运回西班牙。此外，你还清楚，没有哪国政府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收到来自任何国家的武器。……由于失去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我们的悲惨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的工业，也不能依靠埃布罗河流域的部队和东路军的支援了，它们已被彻底消灭。我们中路军仍然完好无损并严阵以待，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而且已经几个月伙食供应不足了。……由于老百姓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共和国政府——如果它实际上还存在的话——的瘫痪，部队的士气持续低落。你必须意识到，我比正常情况下更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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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我已经尽一切可能准备与敌人进行谈判，包括请求英国政府充当调停人，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因此，除了全力进行抵抗之外没有别的政策可行。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我们还有数以千计的大炮、机关枪和迫击炮，五百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各种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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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可是，内格林先生，这么多战争物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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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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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噢，当然，在法国。但我们是在西班牙。你真的相信你能把它们运到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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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我认为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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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你说你“认为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你也不是很有把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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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具有与梅拉同样的担忧。在二月底于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上，这种担忧显而易见。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出席了会议，并且尽管语焉不详，他还完全公开地向我们说明了会议的情况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马德里地区领导人随后的活动。他描述了普遍存在的担忧情绪：“我们认为形势非常糟糕，以致看来抵抗与和解都不可能。”大家一致同意，必须防止“出现马拉加、桑坦德、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那样的情况：绝望和恐慌所导致的疯狂使我们后方因担心军事惨败而发生混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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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彻底崩溃，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军队、警察和宣传部门组成的具有“特别权力”的地方防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书记爱德华多·巴尔和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曼努埃尔·萨尔加多、曼努埃尔·阿米尔、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均为马德里地方组织中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两三天后我与巴尔和阿米尔交谈。”加西亚·普拉达斯说，“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失去时机……我们正在冒险，内格林和共产党人蠢蠢欲动，可能准备镇压我们……一场军事政变即将发生，因此，除非我们先发制人，否则我们将为人所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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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是西班牙共产党抢先［706］发动政变，因为，读者应当记得，共产党人控制着组成卡萨多的中路军的四个军中的三个军。据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向卡萨多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决定“起义的方法，起义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迫切和不可避免”。[20]委员会还与其他党派组织的领导人接触。“我们与何塞·德尔·里奥以及共和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他们为他们的头头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先生[留在法国]的行为感到羞耻——进行协商，我们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我们还与左翼共和派在马德里的代表进行了同样的协商，他们不能原谅阿萨尼亚的辞职及其发表的哀怨、虚伪的声明。两个党派的成员讲述了关于内格林的可怕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他。”委员会还会见了社会党最大的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伊拉里奥·德拉·克鲁斯和戈麦斯·埃希多。“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灾难，没有什么人和物将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他们表示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的计划，并且小心翼翼地鼓动我们举行一场他们没有办法举行的起义。……他们在我们自由主义运动身上看到了唯一一支能够成功举行一场起义的力量。……巴尔和萨尔加多每天与卡萨多通话两三次，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在通话的过程中，他们制订出起义计划的所有细节。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我们叫他塞希斯——负责联络我们认为有必要联络的军方领导人。由于他的专业才能，他的共和国资历，他的敏锐和聪颖，他对所有反对人民和破坏反法西斯阵营团结的阴谋诡计的抵制，他在军方领导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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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卡萨多上校一直在与佛朗哥将军派到马德里的情报人员进行结束内战的秘密谈判，已经取得初步的进展。深受人们尊重的军事历史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记述了谈判的过程，他在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查阅了民族主义方面的有关文件。[22]下面对一直进行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一周的谈判过程的简要描述，完全建立在上校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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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身为民族主义情报机构宪兵情报局（SIPM）特工的马德里大学教授胡里奥·帕拉西奥斯的一份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同为大学教授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安东尼奥·德·卢纳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试探卡萨多上校的想法”。很快，在一次试图把卡萨多争取过来的过程中，这名特工告诉他，“佛朗哥将军愿意向放下武器以及没有犯过普通罪行的军人提供安全保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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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帕拉西奥斯收到了卡萨多对这一姿态的简要答复：“知悉，同意，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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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一日，布尔戈斯的宪兵情报局全国负责人何塞·温格里亚上［707］校收到特工的报告称，“卡萨多与贝斯泰罗一致要求尊重正派职业军人（militares decentes）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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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一份报告送到布尔戈斯，报告引述卡萨多的话说：“我希望组成一个贝斯泰罗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我应当担任国防部长。……即使不是这样，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顾忌任何人。我建议把民族主义军队进入马德里的时间最多推迟十五天。”在特别提到卡萨多要求“怜悯”他的部下之后，报告接着说：“不可能防止一些重要的赤色分子逃走，尽管[卡萨多]向我们保证，许多赤色分子将会留在马德里，他将陆续逮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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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卡萨多的诚意仍有怀疑，因为帕拉西奥斯告诉布尔戈斯，他很“精明”； 帕拉西奥斯还说，当“马德里全都知道共产党的政变迫在眉睫”时，“他继续执行他的迂回拖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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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布尔戈斯断定，“确实需要一个绝对可信、能够承担责任的军官参加谈判了”。这个人是驻马德里的炮兵第四营营长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上校，所谓“绿星”间谍网的负责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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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森塔尼奥在曼努埃尔·吉蒂安的陪同下会见了卡萨多，吉蒂安是宪兵情报局在马德里的另一名重要特工。[26]在会见的过程中，根据宪兵情报局提交布尔戈斯的报告（我继续援引马丁内斯·班德的叙述），“卡萨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胜利者，没等他们说话就‘急于证明他是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及其残忍、偏激的民众追随者的死敌’。他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热诚的共和派，是阿萨尼亚[最近他把留在法国的阿萨尼亚斥为“懦夫”[27]]、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死对头，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死对头，他对共产党破口大骂。”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森塔尼奥和吉蒂安要求卡萨多不要推迟政变的时间。“[佛朗哥的]军队不能允许任何耽搁。”他们对他说。卡萨多对此回答道，急于求成将会导致“可怕的流血”。至于政治领导人，卡萨多说，最好允许他们离开西班牙：“越多越好。这样一来就将减少流血和仇恨。”据同一份报告说，卡萨多表示：“他不希望负责追捕他们；何况，他打算出国。”这时，森塔尼奥和吉蒂安向卡萨多出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概要说明了佛朗哥将军准备向投降的军官开出的优待条件。[28]报告称，“认真阅读了文件之后，卡萨多表示特别满意：‘好极了，好极了！’”他大声说。“他似乎受到感动，‘明确表示同意并显出了热情’。”这种热情“肯定不是真心流露”，马丁内斯·班德评论说。接着，两名宪兵情报局特工坚持要求卡萨多确定一个共和派军队投降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可以“在大约五天之内”采取行动。森塔尼奥在报告中对卡萨多的态度评论道：“他对民族主义事业不［708］感兴趣。因此，他一直考虑内战结束之后去流亡，但他愿意为这项事业效力，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遵循的道路，原因在于它光荣、合理、人道而且具有西班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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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二日，曼努埃尔·吉蒂安第二次会见卡萨多。“他再次催促卡萨多确定发动政变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他将在月底‘动手解决问题’。他请求民族主义军队推迟即将完全准备就绪的攻势，因为他不能对将会发生在马德里的血腥暴行负责，而且因为，如果进攻开始了，‘他将不得不作为一名共和派军官采取行动，履行职责坚持到底’。最后，他要求，为了‘不让人们多流一滴血’，给他时间和信任。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像前一份报告一样乐观。‘我们的印象是，’报告写道，‘卡萨多完全有把握成功实现他的计划。’”[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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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朗哥将军对谈判的缓慢进展不满意。二月二十五日，他告诉部下，“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民族主义军队有足够的办法“武力”攻占马德里，“只要愿意立即就能”。卡萨多显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得到佛朗哥将军的宽恕，他必须确定发动政变和最后投降的明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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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佛朗哥的总司令部收到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发来的以下信息：“明天，星期二，将成立一个善后委员会。我们请求批准贝斯泰罗和鲁伊斯·福内利斯上校[卡萨多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与[宪兵情报局]特工一同飞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以使投降立即生效。”布尔戈斯的答复很明确：“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民族主义西班牙不接受任何解决办法。……可以让一两名职业军官来这里，但只是为了前来了解投降所要采取的方式。……不欢迎贝斯泰罗或者其他文职官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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