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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集团军的两名参谋人员费利克斯·穆埃德拉上校和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19]被安排到没有实际作用的岗位上，他们被怀疑对政府不满并且涉嫌为佛朗哥将军从事间谍活动。[20]加里霍被安排到米亚哈手下，而穆埃德拉则被任命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下属的组织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处在科登警惕的目光监视下。卡萨多不可能认为这些调动是企图阻挠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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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还宣布，下列共产党人军官得到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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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胡安·莫德斯托上校将军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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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埃米利奥·布埃诺中校、弗朗西斯科·加兰中校和恩里克·利斯特中校为上校。利斯特晋升的时间是一月二十八日，没有更早地宣布这一晋升是因为《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巴塞罗那陷落前夕的一月二十四日暂时停刊。但是，莫德斯托和利斯特这两名最重要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都没有得到新的任命，而巴尔塞洛和布埃诺则继续指挥各自的部队——尽管共产党建议用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取代卡萨多担任中路军司令。我们马上就将看到，只有弗朗西斯科·加兰得到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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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难以想象与军事政变有什么相关。至于得到任命的人，只有六名共产党人军官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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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现有的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之外，（已在二月底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的）[21]安东尼奥·科登被任命为国防部秘书长，这是以前由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的一个虚职，他拒绝返回西班牙；[22]同时任命埃内斯托·纳瓦罗·马克斯担任科登的战术秘书。这两项任命只不过重申了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国防部的控制。国防部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影子机构，仅存于内格林设在埃尔达的波夫莱特宫（位置代码“尤斯特”）里的临时指挥部，被第十四军的共产党人游击队员保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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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另外四名共产党人军官得到的任命具有实际意义，但是与密谋中心马德里的政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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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加兰上校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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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尔维诺·维加中校被派去指挥阿利坎特的部队，那是距离埃尔达［715］三十七公里的一个重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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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奥卡多·门迪奥拉中校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那是位于马德里通往卡塔赫纳的主要道路上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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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诺森西奥·库尔托少校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它位于马德里通往阿利坎特和穆尔西亚的主要道路上。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返回西班牙后，正是在阿尔瓦塞特设立了他的司令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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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登把后三项任命交给内格林签署时，总理说：“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对吧？”“是的，先生。”科登答道，“我推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人具备同样或类似的指挥才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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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最后四项任命并不是为了除掉卡萨多。它们的首要目的是，在大规模撤退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保护最重要的通往海岸的逃跑路线。由于佛朗哥将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这种严重的情况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任命让共产党的对手惶恐不安。在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收到了弗朗西斯科·加兰将要接替他的命令，恐惧普遍存在，因为，正如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所说，人们害怕共产党人“将会杀害他们的敌人”并且阻止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人逃往国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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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恐惧是否合理，共产党人肯定也有类似的担忧，在仇恨和报复的大气候下，他们同样害怕，如果不保护好主要逃跑路线的话，他们自己可能被别人杀害，其政治、工会和军事干部的撤离也有可能受到阻挠。路易斯·罗梅罗戏剧性地表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以往的争吵斗争，政治对立，甚至还有个人恩怨，都可以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之一是，剥夺个人和团体撤离的手段，把他们留给大兵压境、报复心切的死敌摆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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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一重要阶段的历史研究陷入混乱状态的一个因素是，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卡萨多那本历史著作的西班牙文版及其同一年发表的连载文章中，包含了任命五名共产党人军官的内容，[27]他声称，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了这些任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英文版中，并不包含这些内容。卡萨多所说的五项任命如下：科登将军，陆海空三军总指挥；莫德斯托将军，中路军司令；利斯特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巴伦廷·冈萨雷斯中校（“农夫”），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曼努埃尔·塔圭尼亚中校，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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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但是，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其实并没有宣布这些任命。当然，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为止，人们不知道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期失踪不见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里被发现。不过，这一宝贵的发现并没有终止所有猜测，因为，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猜测这五项任命应当在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了；但是，由于找不到那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无法核实卡萨多的说法。因此，当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一九八五年初发表他对内战最后那些日子的最终描述时，他断定，所有可以找到的三月四日这一期“神秘的”《国防部官方日志》都被藏匿或销毁了。[28]直到同年九月份，多亏我的研究助手卡门·德拉·卡尔·马塔——当时她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为我工作——的不懈努力以及马德里西班牙文化部文献信息档案中心的何塞·曼努埃尔·马塔和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的可贵帮助，一份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其出版四十六年后被找到了。我非常感谢他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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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预期的正相反，人们长期寻找的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并不包含上述五项至关重要的任命。它也不包含任何与共产党人军官有关的意义重大的任命或晋升。此外，关于卡萨多声称的这些任命，所涉及的那些军官——科登、莫德斯托、利斯特、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撰写的书籍没有提供丝毫线索。正如一位前共产党人在一九八五年向我指出的那样，推断这五名军官被党要求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并不合理，因为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都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才写出了他们的书。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卡萨多已经知道这些任命——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于马德里出版前，它们被从上面删掉了——因为他肯定会揭露这个重要的事实而不是声称它们发表在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五项任命不足为信，卡萨多所依据的或者是一次错误的记忆，或者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说，[29]要不然就是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捏造了事实，他声称，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控制中南部地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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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在其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关于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他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30]他还指责内格林在一期他称之为“特刊”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同时公布了所有措施。他说：“它几乎包括提拔和任命共产党人的全部命令，从授予莫德斯托和科登将军军衔，到晋升利斯特为上校，等等，等等。[我们的]敌人可以用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作为共产党人准备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夺取所有权力的证据。密探也不可能干得更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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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热情之花也因所谓对于共产党人建议采取的措施迟迟不予落实而指责了内格林。她写道：“由于阴谋已开始实施，[这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改善局面的[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717］果，[同时]在阴谋策划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感到他们的计划将要失败。不过，他们可以依靠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盟友，即内格林本人，他莫名其妙地把他曾经任用的同志留在身边。遵照内格林的命令，从法国回来的几乎所有政治军事骨干人员开始集中在埃尔达，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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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实，因为，出现在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上的那些被委以指挥职务的共产党人军官（加兰、维加、门迪奥拉和库尔托）都得到了安排。另一方面，利斯特和莫德斯托在回忆录中所说也确有其事，他们声称，在他们去埃尔达面见内格林要求得到指挥权之后，内格林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33]但是，他们断言内格林应独自承担这种犹豫不决的责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读者应当记得，总理实际上不得不把他的军权交给了共产党最信任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在利斯特和莫德斯托撰写回忆录的六十年代，两人在共产党内地位显赫，而当时党的政策是把某些错误和失职归罪于内格林，在党看来，正是这些错误和失职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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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指责——把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骨干集中在埃尔达按兵不动“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就更荒唐：内格林在埃尔达时身边只有忠诚的共产党员，例如他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切斯·阿尔卡斯，他的副官、莫德斯托以前的助手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34]当然还有安东尼奥·科登。情况既然如此，以下看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真的希望把莫德斯托和利斯特安排到指挥岗位上，那么，在埃尔达谁也不会予以阻挠。至于从法国回来的共产党的政治骨干，把他们的按兵不动归因于内格林似乎不大合乎情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热情之花本人证实，当内格林向埃尔达转移时，她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动身前往穆尔西亚南边的埃尔帕尔马，在那里，他们服从的显然不是内格林的命令而是陶里亚蒂的命令。仅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的无所作为完全归罪于内格林不但不合情理，而且毫无意义。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这一指责并没有出现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最后一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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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热情之花和陶里亚蒂企图把未能挫败政变阴谋的主要责任强加于内格林，但是，陶里亚蒂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然表明，西班牙共产党面临严重的纪律问题，无论它有什么打算，这个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实际运转能力。在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陶里亚蒂继续说道：“但是，当时出现了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可怕现象：党所依赖的骨干出了问题。布埃诺中校拒［718］绝接受中路军的指挥权。我们因此失去的将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关键因素。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的门迪奥拉拒绝了，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的库尔托拒绝了。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的帕科[弗朗西斯科]·加兰晚了两天才到那里，而且违反党关于除非率领他所指挥的步兵旅不得进城的命令，……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就坐汽车进了城。这导致其他人逮捕了他。”没有抵挡住保留共济会会员的强烈要求是党的纪律涣散的部分原因，陶里亚蒂补充说，就布埃诺、门迪奥拉和库尔托而言，他们的问题只能解释为“直接或间接与军队准备发动政变有关，共济会可能参与其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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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下面这一部分内容更充分地表现了党面临的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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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府的无能和缺陷，我们党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军队发动政变吗？当我们看到形势一天天恶化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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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所说的肯定是他通过驻巴伦西亚的苏联代表团的电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的尝试。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据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称，陶里亚蒂二月十六日[36]回到西班牙两天后，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斯特凡诺夫应“尽快”前往莫斯科就一些“迫切、棘手的策略问题”请求指示。据斯特凡诺夫说，“陶里亚蒂口头阐述了”这些问题“并且由我记录下来”，其中包括那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顾西班牙共产党的反对与军队和工会一致决定投降的话，党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它应当设法独自继续战斗吗？”[37]鉴于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甚至不提这件事，斯特凡诺夫的莫斯科之行显然没有成为事实，因此，我们也许只能断定，是否继续进行斗争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陶里亚蒂手中。不过应当提到的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并与陶里亚蒂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在回忆录中说，三月上旬，“路易莎”——陶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来到巴伦西亚。[38]由于万尼没有提供她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因此无法判断她动身前往西班牙时反对内格林的政变是否已经发生。此外，由于陶里亚蒂在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对这些指示只字未提，所以无法证实它们，因而也不能确定莫斯科在政变发生时的明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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