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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最后四项任命并不是为了除掉卡萨多。它们的首要目的是，在大规模撤退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保护最重要的通往海岸的逃跑路线。由于佛朗哥将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这种严重的情况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任命让共产党的对手惶恐不安。在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收到了弗朗西斯科·加兰将要接替他的命令，恐惧普遍存在，因为，正如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所说，人们害怕共产党人“将会杀害他们的敌人”并且阻止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人逃往国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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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恐惧是否合理，共产党人肯定也有类似的担忧，在仇恨和报复的大气候下，他们同样害怕，如果不保护好主要逃跑路线的话，他们自己可能被别人杀害，其政治、工会和军事干部的撤离也有可能受到阻挠。路易斯·罗梅罗戏剧性地表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以往的争吵斗争，政治对立，甚至还有个人恩怨，都可以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之一是，剥夺个人和团体撤离的手段，把他们留给大兵压境、报复心切的死敌摆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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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一重要阶段的历史研究陷入混乱状态的一个因素是，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卡萨多那本历史著作的西班牙文版及其同一年发表的连载文章中，包含了任命五名共产党人军官的内容，[27]他声称，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了这些任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英文版中，并不包含这些内容。卡萨多所说的五项任命如下：科登将军，陆海空三军总指挥；莫德斯托将军，中路军司令；利斯特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巴伦廷·冈萨雷斯中校（“农夫”），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曼努埃尔·塔圭尼亚中校，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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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但是，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其实并没有宣布这些任命。当然，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为止，人们不知道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期失踪不见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里被发现。不过，这一宝贵的发现并没有终止所有猜测，因为，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猜测这五项任命应当在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了；但是，由于找不到那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无法核实卡萨多的说法。因此，当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一九八五年初发表他对内战最后那些日子的最终描述时，他断定，所有可以找到的三月四日这一期“神秘的”《国防部官方日志》都被藏匿或销毁了。[28]直到同年九月份，多亏我的研究助手卡门·德拉·卡尔·马塔——当时她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为我工作——的不懈努力以及马德里西班牙文化部文献信息档案中心的何塞·曼努埃尔·马塔和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的可贵帮助，一份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其出版四十六年后被找到了。我非常感谢他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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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预期的正相反，人们长期寻找的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并不包含上述五项至关重要的任命。它也不包含任何与共产党人军官有关的意义重大的任命或晋升。此外，关于卡萨多声称的这些任命，所涉及的那些军官——科登、莫德斯托、利斯特、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撰写的书籍没有提供丝毫线索。正如一位前共产党人在一九八五年向我指出的那样，推断这五名军官被党要求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并不合理，因为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都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才写出了他们的书。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卡萨多已经知道这些任命——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于马德里出版前，它们被从上面删掉了——因为他肯定会揭露这个重要的事实而不是声称它们发表在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五项任命不足为信，卡萨多所依据的或者是一次错误的记忆，或者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说，[29]要不然就是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捏造了事实，他声称，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控制中南部地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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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在其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关于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他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30]他还指责内格林在一期他称之为“特刊”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同时公布了所有措施。他说：“它几乎包括提拔和任命共产党人的全部命令，从授予莫德斯托和科登将军军衔，到晋升利斯特为上校，等等，等等。[我们的]敌人可以用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作为共产党人准备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夺取所有权力的证据。密探也不可能干得更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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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热情之花也因所谓对于共产党人建议采取的措施迟迟不予落实而指责了内格林。她写道：“由于阴谋已开始实施，[这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改善局面的[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717］果，[同时]在阴谋策划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感到他们的计划将要失败。不过，他们可以依靠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盟友，即内格林本人，他莫名其妙地把他曾经任用的同志留在身边。遵照内格林的命令，从法国回来的几乎所有政治军事骨干人员开始集中在埃尔达，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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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实，因为，出现在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上的那些被委以指挥职务的共产党人军官（加兰、维加、门迪奥拉和库尔托）都得到了安排。另一方面，利斯特和莫德斯托在回忆录中所说也确有其事，他们声称，在他们去埃尔达面见内格林要求得到指挥权之后，内格林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33]但是，他们断言内格林应独自承担这种犹豫不决的责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读者应当记得，总理实际上不得不把他的军权交给了共产党最信任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在利斯特和莫德斯托撰写回忆录的六十年代，两人在共产党内地位显赫，而当时党的政策是把某些错误和失职归罪于内格林，在党看来，正是这些错误和失职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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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指责——把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骨干集中在埃尔达按兵不动“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就更荒唐：内格林在埃尔达时身边只有忠诚的共产党员，例如他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切斯·阿尔卡斯，他的副官、莫德斯托以前的助手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34]当然还有安东尼奥·科登。情况既然如此，以下看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真的希望把莫德斯托和利斯特安排到指挥岗位上，那么，在埃尔达谁也不会予以阻挠。至于从法国回来的共产党的政治骨干，把他们的按兵不动归因于内格林似乎不大合乎情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热情之花本人证实，当内格林向埃尔达转移时，她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动身前往穆尔西亚南边的埃尔帕尔马，在那里，他们服从的显然不是内格林的命令而是陶里亚蒂的命令。仅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的无所作为完全归罪于内格林不但不合情理，而且毫无意义。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这一指责并没有出现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最后一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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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热情之花和陶里亚蒂企图把未能挫败政变阴谋的主要责任强加于内格林，但是，陶里亚蒂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然表明，西班牙共产党面临严重的纪律问题，无论它有什么打算，这个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实际运转能力。在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陶里亚蒂继续说道：“但是，当时出现了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可怕现象：党所依赖的骨干出了问题。布埃诺中校拒［718］绝接受中路军的指挥权。我们因此失去的将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关键因素。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的门迪奥拉拒绝了，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的库尔托拒绝了。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的帕科[弗朗西斯科]·加兰晚了两天才到那里，而且违反党关于除非率领他所指挥的步兵旅不得进城的命令，……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就坐汽车进了城。这导致其他人逮捕了他。”没有抵挡住保留共济会会员的强烈要求是党的纪律涣散的部分原因，陶里亚蒂补充说，就布埃诺、门迪奥拉和库尔托而言，他们的问题只能解释为“直接或间接与军队准备发动政变有关，共济会可能参与其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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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下面这一部分内容更充分地表现了党面临的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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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府的无能和缺陷，我们党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军队发动政变吗？当我们看到形势一天天恶化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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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所说的肯定是他通过驻巴伦西亚的苏联代表团的电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的尝试。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据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称，陶里亚蒂二月十六日[36]回到西班牙两天后，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斯特凡诺夫应“尽快”前往莫斯科就一些“迫切、棘手的策略问题”请求指示。据斯特凡诺夫说，“陶里亚蒂口头阐述了”这些问题“并且由我记录下来”，其中包括那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顾西班牙共产党的反对与军队和工会一致决定投降的话，党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它应当设法独自继续战斗吗？”[37]鉴于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甚至不提这件事，斯特凡诺夫的莫斯科之行显然没有成为事实，因此，我们也许只能断定，是否继续进行斗争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陶里亚蒂手中。不过应当提到的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并与陶里亚蒂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在回忆录中说，三月上旬，“路易莎”——陶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来到巴伦西亚。[38]由于万尼没有提供她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因此无法判断她动身前往西班牙时反对内格林的政变是否已经发生。此外，由于陶里亚蒂在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对这些指示只字未提，所以无法证实它们，因而也不能确定莫斯科在政变发生时的明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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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的报告继续写道]我们认为，尤其是我个人认为，由于［719］以下原因我们不能使用武力：我们的地位已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菲格拉斯时有所不同，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边境，这使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都是这样，我们的敌对行动和反抗只能被野蛮的武力所镇压。对于这种武力行动，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所有人都反对我们。我们不得不以党的名义夺取政权。这在政治上意味着，党必须承担武力破坏人民阵线的责任。党的整个领导阶层一致反对这个主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我建议党不要[使用武力]。由于我了解党以及当时它的部队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将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其中一些很有可能调转枪口反对我们。甚至更有可能的是，一部分党员将发生动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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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在组成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中，八个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第十九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而另外五个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二军和第二十三军——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也是共产党员。此外，包括五个师的后备部队托拉尔兵团由共产党员伊拉蒙·托拉尔指挥。[40]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这一陈述的重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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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陶里亚蒂坦白地承认甚至不能依靠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采取针对卡萨多的“预防措施”，群众也“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他仍然在把目标再次对准内格林时声称：“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相信，只要[他]……提供机会让我们担任一系列决定性的职务，就有可能防止政变或以突然一击将其镇压下去。因为这将以保卫政府和人民阵线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它会得到群众以及军队的支持。”[41]人们无法找到这种说法与陶里亚蒂坦白承认的另一些情况的共通之处：由于“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党不可能使用武力挫败阴谋，同时，党会“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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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声称，如果不是内格林的犹豫漠然和卡萨多的背叛，共和派能够一直抵抗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从而可以阻止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考虑到陶里亚蒂如此明确地承认了共产党势力和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关的所有其他证据，这［720］种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热情之花在回忆录中干脆把卡萨多发动政变的责任强加于内格林，同时对共产党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避而不谈。“他在内心深处希望摆脱自己承担的政府责任，”热情之花写道，“并且寻找一个替罪羊。……他得到投降分子活动情报时的消极冷漠使我们相信，他想让事态发展顺其自然。”[42]这很可能是事实，然而，关键问题不是热情之花的指责是否具有事实依据，而是她对内格林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指控是否并不同样适用于共产党。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斯特凡诺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责怪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对于内格林的更大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内格林显示出任何绝不动摇的姿态，”他写道，“但是，他们对他抱有期待，把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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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出结论，”埃托雷·万尼写道，“尽管出现了种种迹象，至少，某些党的领导人根本不想作任何努力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44]即使是在密谋活动的中心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动身向穆尔西亚以南的埃尔帕尔马撤退前，也没有进行任何阻挠卡萨多的尝试。三月五日奉命前往埃尔达之前一直留在马德里的塔圭尼亚说，共产党非常明显地按兵不动，因此“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由于不想对任何可能导致风雨飘摇的人民阵线瓦解的行动负责，它始终不想采取主动，[而是]打算坐观事态的发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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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断言，内格林正在寻找替罪羊并且为长期的煎熬即将结束感到宽慰，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想方设法使内格林和卡萨多成为替罪羊也是事实。这并不是说二月中旬陶里亚蒂和政治局成员返回西班牙时不打算继续执行抵抗政策，尽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失陷，他们仍然希望英法两国最终迎战意大利和德国，从而使西班牙内战成为一场西欧全面战争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不顾普遍存在的士气低落及和平愿望，政治局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乐观的宣言，宣言预言，只要反佛朗哥的力量继续抵抗，就会得到民主国家的援助。此外，政治局二月二十四日向内格林建议解除卡萨多所担任中路军司令的职务，这大概是为了振奋马德里这一关键战场抵抗力量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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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政治局在卡萨多起事的前几天从马德里永久撤退到埃尔帕尔马，并且促使内格林同时转移到埃尔达？答案很简单。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使从这两个国［721］家得到援助的希望彻底破灭。接着，在同一天，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这两件事情进一步打击了领导人和人民的士气。在一些人认为失去‘合法’政府的地位将使援助的可能[‘据信’的可能]不复存在的同时，其他人则放弃了对国际形势将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所抱有的一线希望。”[46]人们也许进一步要问，为什么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已经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变即将发生时为了就近利用莫诺瓦尔的飞机场而奉命集中于埃尔达？答案同样很简单。第一，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证明，党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显示出了崩溃的迹象。第二，三月四日，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发动了暴乱，因此，第二天上午布伊萨海军上将（他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警告内格林，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将放弃西班牙领海）命令舰队出海驶往北非，使整条海岸线处于不设防状态，成千上万人没有办法逃走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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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不利于共和派的事态发展，抵抗能够坚持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神话一直流传了半个世纪。“如果再坚持六个月，”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等到西班牙内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最终可能赢得[内战]。”[48]后来他说，这并不是痴心妄想。需要的只是“提高公众士气，整顿军队并将某些当权的不可靠分子和失败主义者撤职”。[49]在重要的历史学家中，希望这个神话永远流传下去的是休·托马斯。他在那部颇受欢迎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断言：“如果共和国保持完整，内格林和卡萨多继续留在一个阵营，哪怕再坚持短短两个星期，他们的国际处境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三月十五日，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就连张伯伦都在三月十八日提出了抗议。到三月底时，英法两国对波兰的保证已经改变了国际形势。一个团结的共和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局面。”[50]除了别的因素之外，这种引人注目的说法完全无视英法两国对佛朗哥将军的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无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阐述的事实：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一种虚假的表态，内维尔·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竭尽全力逃避他们所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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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月底时，就连共产党的阵营内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陶里亚蒂知道这一点，斯大林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自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他的外交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西班牙内战，而是与希特勒签订使德国侵略的方向转离东欧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那么，既然内战已经失败，继续抵抗也于事无补，为什么不对政变的密谋放任不管？为什么不把令人讨厌的谈判任务留给卡萨多上校，看他能与一个冷酷无情、急欲报复的胜利者达成什么协议？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可以免除投降的耻［722］辱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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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三月五日，在卡萨多尚未宣布政变时，已经离开马德里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奉命前往埃尔达，在那里，他们集中在一幢已被安东尼奥·科登和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占用的大型建筑里，位置代码是“达卡尔”。[51]在恩里克·利斯特看来，政治局成员显然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仍是共产党员但与党的领导层不和的利斯特证实，“他们还命令我们的一些从法国回来的军队领导人去那里隐居，远离前线，远离工人群众聚居的大型工业中心城市，尤其要远离曾经是我们的堡垒的马德里，当时那里已经成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中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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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还在一九六六年按照当时党的方针声称，《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措施是一种挑衅，内格林应当对此负责。“看了《国防部官方日志》以后，”他写道，“我按捺不住对这种愚蠢行为的愤怒，因为，对于那些阴谋策划者来说，这好像一支短标枪，（59）立即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据，指责我们共产党人从法国回来是要夺取军队的指挥权并让战争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内格林意识不到这种后果吗？我不这样认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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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担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的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说，“内格林在政治局的坚决要求之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是莫斯科授意的，它们是“一种狡猾的煽动反抗和暴乱的政治挑逗，是点燃暴乱火药桶的那一颗火星”。[54]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共产党人打算夺取政权的普遍怀疑增加了内容和色彩，因而使政变的密谋具有更大的紧迫感和推动力，但是，毋须共产党人的任何刺激，卡萨多的政变将会发生。实际上，无论是在三月五日至六日政变当晚卡萨多的政变委员会通过电台播出的官方公报中，还是在政变策划者发表的各种演说中，均未提到这些措施或者暗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政变。[55]此外，正如我们所知，自从二月初卡萨多在内格林和政治局返回西班牙之前开始与民族主义者的特工谈判以来，政变一直在密谋策划中，二月二十七日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政变的契机出现了。此时，以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四军为后盾的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已与卡萨多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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