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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下面这一部分内容更充分地表现了党面临的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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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府的无能和缺陷，我们党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军队发动政变吗？当我们看到形势一天天恶化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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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所说的肯定是他通过驻巴伦西亚的苏联代表团的电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的尝试。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据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称，陶里亚蒂二月十六日[36]回到西班牙两天后，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斯特凡诺夫应“尽快”前往莫斯科就一些“迫切、棘手的策略问题”请求指示。据斯特凡诺夫说，“陶里亚蒂口头阐述了”这些问题“并且由我记录下来”，其中包括那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顾西班牙共产党的反对与军队和工会一致决定投降的话，党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它应当设法独自继续战斗吗？”[37]鉴于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甚至不提这件事，斯特凡诺夫的莫斯科之行显然没有成为事实，因此，我们也许只能断定，是否继续进行斗争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陶里亚蒂手中。不过应当提到的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并与陶里亚蒂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在回忆录中说，三月上旬，“路易莎”——陶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来到巴伦西亚。[38]由于万尼没有提供她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因此无法判断她动身前往西班牙时反对内格林的政变是否已经发生。此外，由于陶里亚蒂在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对这些指示只字未提，所以无法证实它们，因而也不能确定莫斯科在政变发生时的明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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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的报告继续写道]我们认为，尤其是我个人认为，由于［719］以下原因我们不能使用武力：我们的地位已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菲格拉斯时有所不同，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边境，这使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都是这样，我们的敌对行动和反抗只能被野蛮的武力所镇压。对于这种武力行动，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所有人都反对我们。我们不得不以党的名义夺取政权。这在政治上意味着，党必须承担武力破坏人民阵线的责任。党的整个领导阶层一致反对这个主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我建议党不要[使用武力]。由于我了解党以及当时它的部队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将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其中一些很有可能调转枪口反对我们。甚至更有可能的是，一部分党员将发生动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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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在组成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中，八个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第十九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而另外五个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二军和第二十三军——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也是共产党员。此外，包括五个师的后备部队托拉尔兵团由共产党员伊拉蒙·托拉尔指挥。[40]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这一陈述的重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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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陶里亚蒂坦白地承认甚至不能依靠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采取针对卡萨多的“预防措施”，群众也“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他仍然在把目标再次对准内格林时声称：“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相信，只要[他]……提供机会让我们担任一系列决定性的职务，就有可能防止政变或以突然一击将其镇压下去。因为这将以保卫政府和人民阵线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它会得到群众以及军队的支持。”[41]人们无法找到这种说法与陶里亚蒂坦白承认的另一些情况的共通之处：由于“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党不可能使用武力挫败阴谋，同时，党会“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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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声称，如果不是内格林的犹豫漠然和卡萨多的背叛，共和派能够一直抵抗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从而可以阻止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考虑到陶里亚蒂如此明确地承认了共产党势力和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关的所有其他证据，这［720］种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热情之花在回忆录中干脆把卡萨多发动政变的责任强加于内格林，同时对共产党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避而不谈。“他在内心深处希望摆脱自己承担的政府责任，”热情之花写道，“并且寻找一个替罪羊。……他得到投降分子活动情报时的消极冷漠使我们相信，他想让事态发展顺其自然。”[42]这很可能是事实，然而，关键问题不是热情之花的指责是否具有事实依据，而是她对内格林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指控是否并不同样适用于共产党。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斯特凡诺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责怪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对于内格林的更大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内格林显示出任何绝不动摇的姿态，”他写道，“但是，他们对他抱有期待，把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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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出结论，”埃托雷·万尼写道，“尽管出现了种种迹象，至少，某些党的领导人根本不想作任何努力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44]即使是在密谋活动的中心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动身向穆尔西亚以南的埃尔帕尔马撤退前，也没有进行任何阻挠卡萨多的尝试。三月五日奉命前往埃尔达之前一直留在马德里的塔圭尼亚说，共产党非常明显地按兵不动，因此“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由于不想对任何可能导致风雨飘摇的人民阵线瓦解的行动负责，它始终不想采取主动，[而是]打算坐观事态的发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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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断言，内格林正在寻找替罪羊并且为长期的煎熬即将结束感到宽慰，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想方设法使内格林和卡萨多成为替罪羊也是事实。这并不是说二月中旬陶里亚蒂和政治局成员返回西班牙时不打算继续执行抵抗政策，尽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失陷，他们仍然希望英法两国最终迎战意大利和德国，从而使西班牙内战成为一场西欧全面战争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不顾普遍存在的士气低落及和平愿望，政治局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乐观的宣言，宣言预言，只要反佛朗哥的力量继续抵抗，就会得到民主国家的援助。此外，政治局二月二十四日向内格林建议解除卡萨多所担任中路军司令的职务，这大概是为了振奋马德里这一关键战场抵抗力量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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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政治局在卡萨多起事的前几天从马德里永久撤退到埃尔帕尔马，并且促使内格林同时转移到埃尔达？答案很简单。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使从这两个国［721］家得到援助的希望彻底破灭。接着，在同一天，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这两件事情进一步打击了领导人和人民的士气。在一些人认为失去‘合法’政府的地位将使援助的可能[‘据信’的可能]不复存在的同时，其他人则放弃了对国际形势将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所抱有的一线希望。”[46]人们也许进一步要问，为什么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已经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变即将发生时为了就近利用莫诺瓦尔的飞机场而奉命集中于埃尔达？答案同样很简单。第一，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证明，党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显示出了崩溃的迹象。第二，三月四日，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发动了暴乱，因此，第二天上午布伊萨海军上将（他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警告内格林，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将放弃西班牙领海）命令舰队出海驶往北非，使整条海岸线处于不设防状态，成千上万人没有办法逃走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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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不利于共和派的事态发展，抵抗能够坚持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神话一直流传了半个世纪。“如果再坚持六个月，”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等到西班牙内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最终可能赢得[内战]。”[48]后来他说，这并不是痴心妄想。需要的只是“提高公众士气，整顿军队并将某些当权的不可靠分子和失败主义者撤职”。[49]在重要的历史学家中，希望这个神话永远流传下去的是休·托马斯。他在那部颇受欢迎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断言：“如果共和国保持完整，内格林和卡萨多继续留在一个阵营，哪怕再坚持短短两个星期，他们的国际处境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三月十五日，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就连张伯伦都在三月十八日提出了抗议。到三月底时，英法两国对波兰的保证已经改变了国际形势。一个团结的共和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局面。”[50]除了别的因素之外，这种引人注目的说法完全无视英法两国对佛朗哥将军的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无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阐述的事实：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一种虚假的表态，内维尔·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竭尽全力逃避他们所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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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月底时，就连共产党的阵营内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陶里亚蒂知道这一点，斯大林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自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他的外交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西班牙内战，而是与希特勒签订使德国侵略的方向转离东欧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那么，既然内战已经失败，继续抵抗也于事无补，为什么不对政变的密谋放任不管？为什么不把令人讨厌的谈判任务留给卡萨多上校，看他能与一个冷酷无情、急欲报复的胜利者达成什么协议？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可以免除投降的耻［722］辱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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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三月五日，在卡萨多尚未宣布政变时，已经离开马德里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奉命前往埃尔达，在那里，他们集中在一幢已被安东尼奥·科登和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占用的大型建筑里，位置代码是“达卡尔”。[51]在恩里克·利斯特看来，政治局成员显然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仍是共产党员但与党的领导层不和的利斯特证实，“他们还命令我们的一些从法国回来的军队领导人去那里隐居，远离前线，远离工人群众聚居的大型工业中心城市，尤其要远离曾经是我们的堡垒的马德里，当时那里已经成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中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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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还在一九六六年按照当时党的方针声称，《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措施是一种挑衅，内格林应当对此负责。“看了《国防部官方日志》以后，”他写道，“我按捺不住对这种愚蠢行为的愤怒，因为，对于那些阴谋策划者来说，这好像一支短标枪，（59）立即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据，指责我们共产党人从法国回来是要夺取军队的指挥权并让战争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内格林意识不到这种后果吗？我不这样认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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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担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的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说，“内格林在政治局的坚决要求之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是莫斯科授意的，它们是“一种狡猾的煽动反抗和暴乱的政治挑逗，是点燃暴乱火药桶的那一颗火星”。[54]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共产党人打算夺取政权的普遍怀疑增加了内容和色彩，因而使政变的密谋具有更大的紧迫感和推动力，但是，毋须共产党人的任何刺激，卡萨多的政变将会发生。实际上，无论是在三月五日至六日政变当晚卡萨多的政变委员会通过电台播出的官方公报中，还是在政变策划者发表的各种演说中，均未提到这些措施或者暗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政变。[55]此外，正如我们所知，自从二月初卡萨多在内格林和政治局返回西班牙之前开始与民族主义者的特工谈判以来，政变一直在密谋策划中，二月二十七日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政变的契机出现了。此时，以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四军为后盾的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已与卡萨多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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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了，西班牙共产党在二月底已经放弃了继续抵抗的所有希望。内格林的情况也是这样。关于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最后几天在埃尔达的戏剧性活动，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供了一些证言。尽管读者可能记得，事实证明他的证言有的时候不足为信，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段特定的证言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723］的说法一致，也与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我在墨西哥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一致，而这些共产党人直到最后仍然站在内格林一边。尽管埃尔南德斯的证言也许不是全都可靠，但是，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对前共产党人提供的证据不屑一顾，对另外一些证据则不加鉴别地予以接受——的圈子里，下面的证言颇受重视，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不应被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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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三月五日凌晨，埃尔南德斯讲述了他去埃尔达会见内格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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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内格林出现了。……他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没有刮脸，帽子拉下来遮住了耳朵。……他似乎非常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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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我的朋友。”他用柔和的声音说，“当我离开法国返回中南部地区时，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我将把我的皮囊丢在这里，但是，这种可能现在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我不想在反对佛朗哥的阵营中领导一场新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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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的决定将使一切陷入最可怕的混乱。”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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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比现在更混乱！暴乱已经发生了。现在是卡塔赫纳和舰队。明天将是马德里或巴伦西亚。我们能够做什么？镇压他们？我不认为值得去找这种麻烦。内战肯定已经失败。如果别人想用谈判实现和平，我不会去妨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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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一系列任命是什么目的？”我问他，觉得迷惑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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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你的同志们的要求。我尽量让他们感到满意，要知道，一切都将毫无意义，甚至还会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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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得出来，内格林，总理兼国防部长，那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最忠实有力地体现了我国人民伟大斗争精神的抵抗者，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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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些时候，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到达埃尔达，他们立即与埃尔南德斯进行谈话，后者提出了一些问题。“陶里亚蒂摘下眼镜，”埃尔南德斯叙述道，“像通常一样，当他准备倾听时，就不停地擦拭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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