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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我答道，“如果不安全的因素使党的领导机关选择离开马德里，那么，它不应转移到埃尔达而应转移到巴伦西亚，那座城市是共和派控制区的战略中心，拥有发达的通讯网络，将会保证对紧急情况作出迅速的反应。另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预测政变主要发生在马德里，那就应当把我们最有威望的一两支部队与一名政治局委员一起派到那里去。在我看来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向内格林建议这些任命铸成了无法弥补的大错，除非你们预见到了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蓄意挑起一场暴乱，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好。你们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莫德斯托、利斯特、维加、门迪奥拉以及另外一些人一直没有履新赴任？[57]我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埃尔达干什么吗？或者说，他们的任务是在这里等待事态发生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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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张牙舞爪地厉声呵斥，像一头发情的母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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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允许埃尔南德斯同志把我们称为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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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觉得必须干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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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埃尔南德斯同志不希望把我们称为煽动者。”……他的声音冷漠，镇静，仿佛是在讨论核裂变。接着，他态度阴险地继续说：“这种军事安排与预防措施的结合不幸稍微晚了点。……我们试图通过一次努力纠正内格林摇摆不定的政策对清除阴谋叛乱活动中心造成的危害。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但是，我们还能采取别的什么措施吗？……任凭事态自然发展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同意，我［725］们的同志应当立即履新赴任，我们应当考虑转移到巴伦西亚并把政府设在那里。尽管内格林萎靡不振，我们应当鼓励他。一切都要小心谨慎，即使是一只老鼠，也不让它乱动。如果他们打算暴乱，他们将在半小时之内遭到镇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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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段对话推测，埃尔南德斯并不知道被召集到埃尔达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将按照陶里亚蒂的指示离开这个国家了。其实我们可想而知，没有任何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知道确切的行动计划，只有全权负责使西班牙共产党退出内战的陶里亚蒂对这出大戏的下一步行动有明确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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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言标明的日期是二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六日才发表（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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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陶里亚蒂错把宣言发表的日期写成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见本章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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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77页。另请参阅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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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与我的谈话（谈话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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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58页。该书第229—230页注释1说明了他们各自的职务和党派身份，尽管在第258页把他们的职务弄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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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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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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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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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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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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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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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科登，《历程》，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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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登，《历程》，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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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提供了这个时间，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52页，注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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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班牙共产党史》，第200页。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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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33页，注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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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实例见布鲁诺·阿隆索（担任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的《共和国舰队与西班牙内战》，第136页；文塞斯劳·卡里略（社会党左派人士，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安全总局局长，后来是卡萨多政变的国防委员会成员），《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幕》，第10页；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41页；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发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巴黎）《自由西班牙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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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33页，注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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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这两名军官的情况，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天》，第80页；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2333页，注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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