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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讲话的是卡萨多上校，他向战场两边的西班牙人呼吁：“同胞们……人民勇于……在独立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和解的方式寻求和平之路。……我们想要一个摆脱外国控制的国家。……身处遭到入侵地区的西班牙人，你们必须在外国人与同胞之间做出选择。……在得到没有犯罪活动的和平保证之前，西班牙人民不会放下武器。……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你们给予我们和平，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慷慨的西班牙心胸开阔无比。如果你们继续与我们打仗，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英勇的战斗精神冷酷无情、不屈不挠，像锻造我们的刺刀所用的淬火钢一样坚硬。不是为西班牙带来和平，就是一直战斗到死！……西班牙的同胞们，共和国万岁！西班牙万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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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四军军长西普里亚诺·梅拉讲话。他猛［728］烈抨击胡安·内格林“背信弃义的犯罪行为”，声称这位被罢免的总理为“战士和工人所不齿”。他还说，内格林的政策“只有一个目的，当人民留下来面对敌人束手待毙时，他带着国家的财富逃走。……现在正与你们说话的这个军官——他因为想起自己身为体力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而心情激动——认为，只能用纪律对待国家的仆人，因此，必须反对掠夺或者背叛它的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加入了组成国防委员会的……这些历史清白、心地善良的人的行列。从现在起，同胞百姓们，西班牙有了一个政府和一项使命：实现某种建立在公正原则和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体面的和平。……但是，如果因为无谓的误解和平的努力失败了——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令人遗憾的，那么，我还要冷静地告诉你们，作为军人，我们准备在我们的岗位上为捍卫西班牙的独立战斗到底。工人们和战士们！……独立、自由、不可征服的西班牙万岁！我们已经为捍卫人民的生命和尊严做好了准备，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国防委员会万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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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讲话的大意如此，但是，没有一个讲话者可以确定能够实现体面的和平。当然，他们可能受到希望的鼓舞：只要赶走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委员会就能通过谈判向佛朗哥将军争取合理的和平条件，尽管后者迄今为止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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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讲话刚一播出，卡萨多就接到内格林打来的电话。关于这次通话，卡萨多提供了三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版本。下面这个版本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人民报》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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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将军，马德里发生什么事情？[在一九三九年出现于伦敦的三个版本的第一个版本中，卡萨多说，他告诉内格林：“我只是一名上校。我不接受你授予我的将军军衔，因为它像你的政府一样不合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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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我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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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对谁？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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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是的，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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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我已经听到政变宣言，在我看来你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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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我自己感到心情平静，因为我尽了作为军人和公民的职责。委员会中各个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同样感到心情平静，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为西班牙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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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我希望你深思，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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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认为，一切已经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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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至少，你应当派出一个代表，以便我可以移交政府的权力，或是我应当为此派个代表去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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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卡萨多：不必操心这件事。你不可能移交你没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已经夺取了你和你的政府放弃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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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那么，你不同意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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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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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左右，卡萨多接二连三接到了从埃尔达打来的四个电话，它们分别来自：通讯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和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每个来电者均试图以总理的名义说服他，他应当接受移交权力。[13]“我告诉所有来电者，我已经拒绝了内格林博士，这是不可改变的。我还请他们不要坚持，因为那是徒劳的。（他们想把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那个政府的权力——移交给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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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断然否认内格林愿意交出他的权力，并且声称卡萨多是“异想天开”，但是，他当时不在埃尔达，也没有透露其消息来源。[15]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对此保持沉默，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两个坚定支持内格林的人（其中一个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为卡萨多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一个是圣地亚哥·加尔塞斯，他声称，内格林往马德里打电话时他与总理在一起，总理向卡萨多建议，应当派著名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特里丰·戈麦斯完成权力的合法移交；[16]另一个是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的军事行动负责人弗朗西斯科·休塔特上校。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休塔特说，科登根据政府的指示命令梅嫩德斯打电话给卡萨多，要求后者“采取措施使其行为合法化”，同时“接受政府的权力，以保证共和派的合法性”。但是，卡萨多“拒绝接受任何无权可交的人所移交的权力，因为政府的组成不符合宪法”。[17]内格林千方百计“合法”移交权力的企图是一个狡猾的花招，因为，如果这个花招得逞的话，就将使他免遭被驱赶下台以及为了活命狼狈、仓皇逃离西班牙的羞辱。但是，卡萨多无意帮内格林这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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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埃尔达内格林和他的部长那里时，正逢内阁短暂休会。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声称，部长们重新集中以后，乌里韦询问应当对政变采取什么措施。“内格林叫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命令他让轰炸机在拂晓时分做好准备。”[18]内格林未必下达了这种命令，因为，三十八年前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中说，内格林并没有在内阁会议期间提出“镇压”的问题，相反，他“表示反对公开对抗的主意”。[19]实际上，当我在一九四〇年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时，他说，没有什［730］么所谓的命令，但据他回忆，政变发生以后内格林对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尽量争取时间。切莫与卡萨多发生冲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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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相信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会在这一关头反对内格林设法为他们逃离西班牙争取时间，因为，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显然是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向内格林提出的建议之一。如果内格林确实认为继续斗争是徒劳的并且对自己的磨难即将结束感到宽慰，那么，埃尔达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也有同样的感觉。恩里克·利斯特声称，在一九三九年春夏时节于莫斯科举行的几次会议上，他谴责了政治局成员的失败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说，我无法忘记三月六日早晨给我留下的痛苦印象。当时，我在卡萨多发动叛乱几小时后……从卡塔赫纳赶到埃尔达，我发现，多洛蕾丝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是在研究如何回击卡萨多委员会的那些叛徒，而是准备乘飞机离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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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在内战最后阶段所扮演的狡猾角色使下面的对话具有了可信性。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是内战结束之后不久他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谈话的内容。无法证实这一段对话，但是，因为它与政变之前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已在本书前一章得到文件资料的充分证明——相吻合，所以在此予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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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伊尔斯基：对你们来说内战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出现奇迹也无法避免共和国面临的失败命运，具有正常判断力的党仍然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希望欧洲燃起战火是一种幻想，因为，在彻底解决西班牙问题之前，不可能爆发欧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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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当时你们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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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伊尔斯基：如果没有向你们说明这一点，那是我们代表团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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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你们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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