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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断然否认内格林愿意交出他的权力，并且声称卡萨多是“异想天开”，但是，他当时不在埃尔达，也没有透露其消息来源。[15]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对此保持沉默，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两个坚定支持内格林的人（其中一个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为卡萨多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一个是圣地亚哥·加尔塞斯，他声称，内格林往马德里打电话时他与总理在一起，总理向卡萨多建议，应当派著名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特里丰·戈麦斯完成权力的合法移交；[16]另一个是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的军事行动负责人弗朗西斯科·休塔特上校。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休塔特说，科登根据政府的指示命令梅嫩德斯打电话给卡萨多，要求后者“采取措施使其行为合法化”，同时“接受政府的权力，以保证共和派的合法性”。但是，卡萨多“拒绝接受任何无权可交的人所移交的权力，因为政府的组成不符合宪法”。[17]内格林千方百计“合法”移交权力的企图是一个狡猾的花招，因为，如果这个花招得逞的话，就将使他免遭被驱赶下台以及为了活命狼狈、仓皇逃离西班牙的羞辱。但是，卡萨多无意帮内格林这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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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埃尔达内格林和他的部长那里时，正逢内阁短暂休会。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声称，部长们重新集中以后，乌里韦询问应当对政变采取什么措施。“内格林叫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命令他让轰炸机在拂晓时分做好准备。”[18]内格林未必下达了这种命令，因为，三十八年前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中说，内格林并没有在内阁会议期间提出“镇压”的问题，相反，他“表示反对公开对抗的主意”。[19]实际上，当我在一九四〇年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时，他说，没有什［730］么所谓的命令，但据他回忆，政变发生以后内格林对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尽量争取时间。切莫与卡萨多发生冲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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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相信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会在这一关头反对内格林设法为他们逃离西班牙争取时间，因为，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显然是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向内格林提出的建议之一。如果内格林确实认为继续斗争是徒劳的并且对自己的磨难即将结束感到宽慰，那么，埃尔达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也有同样的感觉。恩里克·利斯特声称，在一九三九年春夏时节于莫斯科举行的几次会议上，他谴责了政治局成员的失败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说，我无法忘记三月六日早晨给我留下的痛苦印象。当时，我在卡萨多发动叛乱几小时后……从卡塔赫纳赶到埃尔达，我发现，多洛蕾丝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是在研究如何回击卡萨多委员会的那些叛徒，而是准备乘飞机离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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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在内战最后阶段所扮演的狡猾角色使下面的对话具有了可信性。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是内战结束之后不久他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谈话的内容。无法证实这一段对话，但是，因为它与政变之前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已在本书前一章得到文件资料的充分证明——相吻合，所以在此予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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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伊尔斯基：对你们来说内战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出现奇迹也无法避免共和国面临的失败命运，具有正常判断力的党仍然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希望欧洲燃起战火是一种幻想，因为，在彻底解决西班牙问题之前，不可能爆发欧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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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当时你们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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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伊尔斯基：如果没有向你们说明这一点，那是我们代表团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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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南德斯：你们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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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努伊尔斯基：无论如何，这没有改变基本情况。一旦确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挽救党的声誉使其不致受到怀疑至关重要，内战期间，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因玩弄阴谋诡计而名誉扫地。如果我们的西班牙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分担同样的责任，那将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内战期间以热情和鲜血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我们的党。[陶里亚蒂]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非常巧妙的策略。一方面，他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以此显示共产党人不会在与佛朗哥的斗争中放下武器；另一方面，他把广阔的战场留给那些叛乱分子，后者在发动叛乱时表示，他们准备结束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抵抗并且谋求与佛朗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当时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埃尔科利听任事态像预期的那［731］样发展。卡萨多分子落入了圈套……[结果]党不必为最后的灾难承担责任。……如今，由于西班牙民众正在遭受佛朗哥残忍的血腥镇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有必要按照共产党人的建议抵抗到底将会更好。……因此，他们将迁怒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迁怒于卡萨多委员会成员。[陶里亚蒂的]策略挽救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前途和声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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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退隐于埃尔达，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挫败政变，即使他们想这样做。毕竟，他们出现在埃尔达不是为了逃离西班牙吗？“各省军队的指挥权都被叛乱分子接管了。”几周之后当内格林流亡国外时，他告诉议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我们的信使遭到逮捕，我们知道，叛乱分子正在接管公路的控制权，因此，政府将被关在一个笼子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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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政府决定尽快离开西班牙。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莫伊克斯）说，他们“由党来支配，所以将听从党的指示”。在安东尼奥·科登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陪同下，他们前往共产党在埃尔达的总部“达卡尔”。在那里，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全力以赴为自己逃往国外做准备。斯特凡诺夫证实，除了立即离开西班牙之外他们无路可走。“如果同志们不在三月六日离开的话，多洛蕾丝、莫德斯托、利斯特和乌里韦很可能在两三天内遭到处决。……他们被处决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将在党员队伍中引起混乱。……他们必须离开，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那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笼子里无法采取任何有用或切实可行的行动。任凭党的领导人和相当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军官留在埃尔达束手就擒是错误的，他们在那里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因此，他们在那里几乎没有办法与党组织和军队保持联系。在那种条件下，允许党的领导人原地不动非常愚蠢，而且也是极大的犯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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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六日早晨，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当大部分内阁部长前往莫诺瓦尔机场等待载运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飞机到达时，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去达卡尔与共产党领导人告别。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共产党员，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亲共产党的总政治部主任）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内格林的追随者，曾经权力很大的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以及另外一些“高级官员”陪同他们前往。在那幢建筑物里，他们找到了热情之花、何塞·安东尼［732］奥·乌里韦（巴伦西亚的共产党议员）、安赫林·阿尔瓦雷斯（共产党人军官）和另外几名共产党人军队指挥官，还找到了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共产党员，内格林形影不离的政治秘书）、伊蕾妮·法尔孔（热情之花的秘书）和另外几名共产党的“合作者”。佩德罗·切卡和曼努埃尔·德利卡多（两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以及陶里亚蒂上午八点左右从穆尔西亚到达。[25]德尔巴约说，达卡尔到处是人，他们把建筑物的阳台变成了“最公开的民主集会场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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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巴约说，卡萨多迅速采取措施防止内格林发表广播演说，以免全国人民从演说中得知“即将进行谈判”以及总理为实现“体面的和平”所做的努力。德尔巴约还声称，卡萨多从总理本人的言谈中听说他打算发表广播演说，而演说的播出将使卡萨多失去发动叛乱的一切理由。“因此，他决定扼杀政府的声音。”[27]尽管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内格林打算发表广播演说以便向人民说明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和阿萨尼亚辞职所造成的局面，并且解释“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应当继续进行抵抗的理由，但是，它根本没有提到“即将进行谈判”。[28]在陶里亚蒂和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长篇报告中，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内格林即将为和平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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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身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内阁成员的比森特·乌里韦在他那部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曾经打算进行谈判，他还批评内格林由于无力应对局势而“失去斗志”并决定离开西班牙。他声称，三月五日至六日晚上他用大量时间试图劝阻内格林和德尔巴约离开，但“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去意已定”。[29]这也许是事实，然而，不管怎样，多年来共产党的官方态度是把卡萨多政变成功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内格林及其内阁部长的消极被动，归咎于他们在埃尔达的与世隔绝，并且归咎于他们逃离西班牙的决定，仿佛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逃离西班牙的准备工作似的——他们提供了一支由一百名游击队员组成的卫队保护政府和党的领导，还提供了三架飞机“供党的领导人使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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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格林在即将离开西班牙之际去达卡尔对共产党总部的造访，陶里亚蒂评论道：“内格林似乎不想背弃共产党人，他说他欠他们的人情。”[31]另一方面，陶里亚蒂觉得不欠内格林的人情。作为总理兼国防部长，尽管内格林为加强共产党的实力和地位做出了比其他党外人士更大的贡献，尽管内格林因为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共产党人联系起来而牺牲了他的朋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陶里亚蒂对他并不宽容。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逃离西班牙几天后的三月十日，陶里亚蒂在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733］中确定了对这个曾为促进党的事业做了那么多工作的人的政策。“我认为，”他写道，“[内格林的逃跑]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这个错误如此令人费解，以致我开始怀疑内格林与卡萨多串通一气。你们与他在国外的联系，你们关于他的声明，等等，务必非常谨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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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狂热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利斯特都接受不了陶里亚蒂这种忘恩负义的指控。他写道：“陶里亚蒂的看法不可思议。他是共产国际派到西班牙的代表，而整个政治局毫无怨言地服从共产国际。”他说，三月六日上午十点左右，正是陶里亚蒂安排多洛蕾丝·伊巴露丽、赫苏斯·蒙松（共产党议员）、斯特凡诺夫和法国共产党议员让·卡泰拉斯等人乘飞机前往非洲（奥兰）。“也就是说，这些人比内格林提前大约五小时离开了西班牙，后者在下午两点半离开。”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承认，她比整个政府提前离开几小时，[33]尽管十几年后出版的由她主持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对这一重要细节语焉不详。“陶里亚蒂随后组织[埃尔达]其余的政治局委员……以及从法国回来的那一批共产党人军官离开。”利斯特继续写道，“陶里亚蒂执行的是什么指示？卡萨多暴动难道只对内格林放弃战斗的计划有利，它会不会对其他人结束内战的计划同样有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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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关于内格林与卡萨多勾结的指责并没有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承认内格林得知卡萨多政变的消息后“有某种如释重负之感”的同时，认为陶里亚蒂的指责“太严厉”。[35]就连经常对陶里亚蒂指责内格林的言论鹦鹉学舌的热情之花也在一九七七年为这位总理恢复了名誉。“在真实可信的西班牙史编撰完成之后，”她断言，“内格林的个性将因他所做的、他想做的、他能做的而呈现出其应有的一切活力。”[36]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为内格林恢复名誉的这种做法出现在佛朗哥将军一九七五年去世后，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的支持者似乎认为，为内战挖掘出一位民族英雄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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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里亚蒂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但是，根据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显然，当他在三月六日早晨到达达卡尔时，没有人打算与国防委员会对抗，更没有人愿意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情况完全混乱不堪。大家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失去了联系。”[37]与党的领导人简单磋商之后，他要他们向内格林提出两项建议。两项建议均得到总理的认可。第一项是发一封电报给卡萨多，建议他委派一个或几个人以“友好和爱国的”方式解决分歧，而“权力的移交应当以正规合法的方式进行”。[38]陶里亚蒂解释说，提出这项建议“以使内格林留下，同时为了争取几小时时间”。[39]“内格林一句话也没有说，”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叙述道，“他把这些建议草草地写在几张纸上。然后，总理［734］的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负责将其整理成文并拍发出去。可是，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已被拆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莱万特方面军司令]梅嫩德斯将军设在埃尔达的指挥部的电话把建议转发给卡萨多。”[40]这封电报的下落不明，因为卡萨多在记述整个事件时并没有提到它。另一方面，乌里韦说，马德里“根本拒绝[与内格林]打交道”。[41]第二项建议的目的是要保证主要逃跑路线的安全，它同样没有结果，因为没过多久即得到了“要命的消息”，埃尔达东南仅三十七公里之隔的阿利坎特已经被卡萨多的支持者占领。[42]陶里亚蒂评论说，阿利坎特的失守破坏了“我们计划的整个行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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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向内格林提出这两项建议时，陶里亚蒂已经想到下一步行动。“我们决定让多洛蕾丝离开西班牙，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保证她的生命安全。莫雷诺[斯特凡诺夫]与她一起离开。我不认为他的存在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不具备应对这种局面所需要的任何素质。整个晚上他不能给领导班子提供一点建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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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天，不利于共产党的消息不断传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政府得到消息，卡萨多已经下令逮捕内格林、热情之花、德尔巴约、乌里韦、莫德斯托、利斯特和所有政治局委员。更可怕的消息是，支持卡萨多的突击卫队开始攻占埃尔达郊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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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叙述说，直到下午两点半，他和内格林都在等待卡萨多对内格林提出的“正规合法地”移交权力的建议的反应，机场几次警告他们，如果再推迟飞机起飞的话，他们将落到卡萨多手中。他们到达莫诺瓦尔机场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这令我担忧，因为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避免在即将平安离开时遭受屈辱的命运。……[内阁]同僚理所当然地以他们的愤怒迎接我们，尽管有所克制，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吃饭，此外，他们还在炫目的阳光下等待了六个小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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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在与德尔巴约一起即将离开之际，内格林告诉埃尔达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刻也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因为我们将被逮捕。我认为，我们全都应当离开。”两人与在场的人激动地握手之后离开了。“从那时起，埃尔达的包围圈开始收紧。……埃尔达的驻军司令——一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取代了他。”[47]陶里亚蒂说，下午五点左右传来消息，共产党员、空军参谋长路易斯·阿隆索·维加中校与卡萨多合作。“于是，我们失去了从马德里过来的公路上支持我们的重镇阿尔瓦塞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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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西班牙之前，内格林遇见了第十四军军长多明戈·温格里亚上校——我们应当记得，他的精干的游击队员被安排在埃尔达保护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沃普沙索［735］夫与接替格列戈里·M.施特恩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希洛夫”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菲奇·舒米洛夫准将在一起。“在等着轮到我们撤退时，”沃普沙索夫写道，“[我们]在小镇埃尔达附近的一幢农舍里遇见了共和国前总理内格林，于是请他调拨两架道格拉斯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内格林尴尬地回答说，他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他能做的只是对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能为我们做的真多呀！不过，前总理给阿尔瓦塞特附近的空军基地司令[曼努埃尔·]卡斯孔上校写了一封介绍信，但是我们没有用上这封友好的介绍信，因为那个空军基地一架飞机也没有。我们正在交谈时，内格林的副官报告说，叛军已经占领了阿尔瓦塞特，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赶到莫诺瓦尔机场，一架飞机正在那里等着这位前总理。内格林迅速与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几乎是跑着上了他的汽车。”[49]尽管内格林没有帮上忙，沃普沙索夫、舒米洛夫以及其他苏联顾问和译员仍然乘坐苏联驻巴黎使团提供的一架法国飞机离开阿尔瓦塞特飞往北非的奥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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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三月六日）晚上十点左右，在陶里亚蒂的主持下，共产党政治局在埃尔达莫诺瓦尔机场的一幢建筑里举行了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会议，另外一些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佛朗哥即将获胜”，会议决定，少数人留下来秘密组织那些最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的人撤离，并由“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同志”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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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士气相当低落。”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我问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他们是否认为有可能恢复对于军事形势的控制。[陶里亚蒂这好像是在为自己打掩护，以防有朝一日这两位共产党军事领导人指责他没有打算继续战斗。]他们两个回答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52]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场的一些同志不应离开。……接着，政治局单独再次开会，决定切卡、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克劳丁和我留下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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