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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狂热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利斯特都接受不了陶里亚蒂这种忘恩负义的指控。他写道：“陶里亚蒂的看法不可思议。他是共产国际派到西班牙的代表，而整个政治局毫无怨言地服从共产国际。”他说，三月六日上午十点左右，正是陶里亚蒂安排多洛蕾丝·伊巴露丽、赫苏斯·蒙松（共产党议员）、斯特凡诺夫和法国共产党议员让·卡泰拉斯等人乘飞机前往非洲（奥兰）。“也就是说，这些人比内格林提前大约五小时离开了西班牙，后者在下午两点半离开。”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承认，她比整个政府提前离开几小时，[33]尽管十几年后出版的由她主持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对这一重要细节语焉不详。“陶里亚蒂随后组织[埃尔达]其余的政治局委员……以及从法国回来的那一批共产党人军官离开。”利斯特继续写道，“陶里亚蒂执行的是什么指示？卡萨多暴动难道只对内格林放弃战斗的计划有利，它会不会对其他人结束内战的计划同样有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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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关于内格林与卡萨多勾结的指责并没有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承认内格林得知卡萨多政变的消息后“有某种如释重负之感”的同时，认为陶里亚蒂的指责“太严厉”。[35]就连经常对陶里亚蒂指责内格林的言论鹦鹉学舌的热情之花也在一九七七年为这位总理恢复了名誉。“在真实可信的西班牙史编撰完成之后，”她断言，“内格林的个性将因他所做的、他想做的、他能做的而呈现出其应有的一切活力。”[36]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为内格林恢复名誉的这种做法出现在佛朗哥将军一九七五年去世后，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的支持者似乎认为，为内战挖掘出一位民族英雄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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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里亚蒂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但是，根据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显然，当他在三月六日早晨到达达卡尔时，没有人打算与国防委员会对抗，更没有人愿意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情况完全混乱不堪。大家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失去了联系。”[37]与党的领导人简单磋商之后，他要他们向内格林提出两项建议。两项建议均得到总理的认可。第一项是发一封电报给卡萨多，建议他委派一个或几个人以“友好和爱国的”方式解决分歧，而“权力的移交应当以正规合法的方式进行”。[38]陶里亚蒂解释说，提出这项建议“以使内格林留下，同时为了争取几小时时间”。[39]“内格林一句话也没有说，”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叙述道，“他把这些建议草草地写在几张纸上。然后，总理［734］的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负责将其整理成文并拍发出去。可是，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已被拆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莱万特方面军司令]梅嫩德斯将军设在埃尔达的指挥部的电话把建议转发给卡萨多。”[40]这封电报的下落不明，因为卡萨多在记述整个事件时并没有提到它。另一方面，乌里韦说，马德里“根本拒绝[与内格林]打交道”。[41]第二项建议的目的是要保证主要逃跑路线的安全，它同样没有结果，因为没过多久即得到了“要命的消息”，埃尔达东南仅三十七公里之隔的阿利坎特已经被卡萨多的支持者占领。[42]陶里亚蒂评论说，阿利坎特的失守破坏了“我们计划的整个行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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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向内格林提出这两项建议时，陶里亚蒂已经想到下一步行动。“我们决定让多洛蕾丝离开西班牙，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保证她的生命安全。莫雷诺[斯特凡诺夫]与她一起离开。我不认为他的存在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不具备应对这种局面所需要的任何素质。整个晚上他不能给领导班子提供一点建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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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天，不利于共产党的消息不断传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政府得到消息，卡萨多已经下令逮捕内格林、热情之花、德尔巴约、乌里韦、莫德斯托、利斯特和所有政治局委员。更可怕的消息是，支持卡萨多的突击卫队开始攻占埃尔达郊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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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叙述说，直到下午两点半，他和内格林都在等待卡萨多对内格林提出的“正规合法地”移交权力的建议的反应，机场几次警告他们，如果再推迟飞机起飞的话，他们将落到卡萨多手中。他们到达莫诺瓦尔机场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这令我担忧，因为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避免在即将平安离开时遭受屈辱的命运。……[内阁]同僚理所当然地以他们的愤怒迎接我们，尽管有所克制，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吃饭，此外，他们还在炫目的阳光下等待了六个小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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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在与德尔巴约一起即将离开之际，内格林告诉埃尔达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刻也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因为我们将被逮捕。我认为，我们全都应当离开。”两人与在场的人激动地握手之后离开了。“从那时起，埃尔达的包围圈开始收紧。……埃尔达的驻军司令——一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取代了他。”[47]陶里亚蒂说，下午五点左右传来消息，共产党员、空军参谋长路易斯·阿隆索·维加中校与卡萨多合作。“于是，我们失去了从马德里过来的公路上支持我们的重镇阿尔瓦塞特。”[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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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西班牙之前，内格林遇见了第十四军军长多明戈·温格里亚上校——我们应当记得，他的精干的游击队员被安排在埃尔达保护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沃普沙索［735］夫与接替格列戈里·M.施特恩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希洛夫”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菲奇·舒米洛夫准将在一起。“在等着轮到我们撤退时，”沃普沙索夫写道，“[我们]在小镇埃尔达附近的一幢农舍里遇见了共和国前总理内格林，于是请他调拨两架道格拉斯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内格林尴尬地回答说，他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他能做的只是对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能为我们做的真多呀！不过，前总理给阿尔瓦塞特附近的空军基地司令[曼努埃尔·]卡斯孔上校写了一封介绍信，但是我们没有用上这封友好的介绍信，因为那个空军基地一架飞机也没有。我们正在交谈时，内格林的副官报告说，叛军已经占领了阿尔瓦塞特，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赶到莫诺瓦尔机场，一架飞机正在那里等着这位前总理。内格林迅速与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几乎是跑着上了他的汽车。”[49]尽管内格林没有帮上忙，沃普沙索夫、舒米洛夫以及其他苏联顾问和译员仍然乘坐苏联驻巴黎使团提供的一架法国飞机离开阿尔瓦塞特飞往北非的奥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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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三月六日）晚上十点左右，在陶里亚蒂的主持下，共产党政治局在埃尔达莫诺瓦尔机场的一幢建筑里举行了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会议，另外一些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佛朗哥即将获胜”，会议决定，少数人留下来秘密组织那些最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的人撤离，并由“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同志”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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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士气相当低落。”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我问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他们是否认为有可能恢复对于军事形势的控制。[陶里亚蒂这好像是在为自己打掩护，以防有朝一日这两位共产党军事领导人指责他没有打算继续战斗。]他们两个回答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52]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场的一些同志不应离开。……接着，政治局单独再次开会，决定切卡、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克劳丁和我留下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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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安排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逃离的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了最后那几个小时的戏剧性场面。“午夜时分，卡萨多派遣的第一批部队乘坐卡车陆续到达，他们开始不管死活抓捕我们。……同志们决定再次开会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已是[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天在四点半就要亮了。如果到时候飞机还没有离开，那就一切都完了，因为它们将被枪林弹雨所摧毁。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知道情况紧急并且被人们的镇定所激怒，我认为他们过于镇定从而造成了危险。另一方面，我对同志们深感钦佩，已经知道危险的他们仍然在以最负责的精神尽其作为共产党人的职责。……离天亮只有一个半小时了。……大家毫无争议地一致［736］同意以下决定：一部分同志前往图卢兹，其他同志则尽力突破包围圈向不同的方向疏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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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飞机起飞了，而陶里亚蒂、切卡和克劳丁则设法穿过突击卫队逐渐收紧的包围圈进入卡萨多控制的地区。[55]此后长达三十八年，西班牙共产党不能在西班牙合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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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由于电话电报通讯系统出了故障，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不知道政治局在埃尔达作出的决定及其采取的措施，也不知道内格林和他的政府的反应。尽管如此，他们没有犹豫不决；他们决定以他们能够采取的方法保卫自己，保卫政府和共和国”。[56]相反，陶里亚蒂明确声称政治局对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指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开始为推翻政变委员会而行动。这是他们接到的政治局的指示。”[57]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马德里的共产党人接到过政治局的明确指示，如果预料中的卡萨多叛乱付诸实施，他们应当如何应对。尽管如此，他们决定调动他们在马德里的一些军队与政变委员会战斗到底。在采取对抗行动的第三天，《工人世界报》否认政府已经逃走：“共和国政府现在坚守着它的岗位，就像它在加泰罗尼亚的关键时期所做的一样。否认这一点的那些家伙告诉人们的不是事实。”[58]战斗持续了几天，[59]只是在卡萨多召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对共产党实施了羞辱性的打击之后，战斗才停止。“推翻政变委员会的计划因为一次神速的行动落了空。”陶里亚蒂在本书经常援引的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报告中说，“这意味着我们被打败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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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躲藏在阿尔瓦塞特期间得到的消息，[61]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陶里亚蒂给共产党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马德里的同志们]相信，政府正在国家的其他地方进行抵抗。我还不知道所有详情，不过情况好像是，在决定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之后，我们的同志缺乏战斗的决心。当然，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从前线召集援兵。[正如很快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也不确定前线部队的可靠性。]这给了政变委员会时间，它从其他前线阵地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师调进马德里打败了我们。我们的大部分指挥官表现很好，但是士兵不参加战斗，因为他们不清楚与另一些共和派士兵作战的原因。相反，惯于望风而逃的梅拉的部下具有与我们作战的决心和斗志。”[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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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中，陶里亚蒂表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的进退两难，他对部队的可靠性也失去了信心：“我们认为，党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以任凭自己被砍头、被孤立、被宣布为非法的方式向敌人投降。另一方面，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我们拒绝考虑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国防委员会［737］并且夺取政权的主意。只要从前线调动几个军，也就是说，只要让前线对敌军敞开，我们就可以成功。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此外，我们并不确定这些部队将支持我们。[63]其中一部分不会响应，因为他们不清楚冲突的原因。总之，我们将会失去同样不清楚斗争目的的群众的支持。这意味着我们只有采取恐怖的手段才能控制后方：集体处决其他党派的领导人等等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太明智的手段。发动这样一场政变，我们几乎不会有任何盟友，而且可以想象，在最血腥的混乱中结束内战的责任也将落在我们身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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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透露了共产党人在马德里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完全不能指望那些共产党员军官：“对抗卡萨多的军事行动所必须依靠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没有响应。……[埃米利奥·]布埃诺（第二军）拒绝控制马德里前线。[路易斯·]巴尔塞洛（第一军）也一样。两人拒绝向党提供必要的部队以便在几小时之内粉碎卡萨多的叛乱。……[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第三军）不仅不提供必要的部队，而且允许从埃斯特雷马杜拉调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通过他的防区。正是这两个师在马德里打败了我们的同志。此外，奥尔特加用错误的情报误导党，并且始终与卡萨多保持着联系。这三个人（布埃诺、巴尔塞洛和奥尔特加）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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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陶里亚蒂企图诋毁驻守在马德里的三位最重要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所以应当记述的是，巴尔塞洛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三月十三日，他被国防委员会逮捕，随后遭到处决。[66]布埃诺上校被逮捕并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关押多年，而设法逃到阿利坎特的奥尔特加上校后来被佛朗哥的军队逮捕并被处以铁环绞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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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内格林只是国防委员会的初步目标，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政府控制在温和派和职业军官手中，他们主张与佛朗哥谈判，争取在对共和派比较宽容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与一九三一年以来的历届共和国政府一样，这代表了一种不同力量和不同观点的融合。其中一些人愿意为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继续作战，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必须立即实现和平，即使按照佛朗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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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随着马德里地区共产党部队的最后抵抗被国防委员会的军队镇压下去，委员会成员商议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他们希望作为和平条件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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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与佛朗哥政府进行谈判。［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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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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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不在合法组成的民事法庭之外提出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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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二十五天的期限内，共和派控制区所有愿意离开的居民自由离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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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非犯有普通刑事罪，保证正规军军官的生命安全、自由和军职，保证其他军事人员和共和国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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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证共和派投降后不让外国军队（即意大利军队和摩洛哥军团）进入共和派控制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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