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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躲藏在阿尔瓦塞特期间得到的消息，[61]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陶里亚蒂给共产党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马德里的同志们]相信，政府正在国家的其他地方进行抵抗。我还不知道所有详情，不过情况好像是，在决定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之后，我们的同志缺乏战斗的决心。当然，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从前线召集援兵。[正如很快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也不确定前线部队的可靠性。]这给了政变委员会时间，它从其他前线阵地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师调进马德里打败了我们。我们的大部分指挥官表现很好，但是士兵不参加战斗，因为他们不清楚与另一些共和派士兵作战的原因。相反，惯于望风而逃的梅拉的部下具有与我们作战的决心和斗志。”[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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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中，陶里亚蒂表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的进退两难，他对部队的可靠性也失去了信心：“我们认为，党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以任凭自己被砍头、被孤立、被宣布为非法的方式向敌人投降。另一方面，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我们拒绝考虑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国防委员会［737］并且夺取政权的主意。只要从前线调动几个军，也就是说，只要让前线对敌军敞开，我们就可以成功。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此外，我们并不确定这些部队将支持我们。[63]其中一部分不会响应，因为他们不清楚冲突的原因。总之，我们将会失去同样不清楚斗争目的的群众的支持。这意味着我们只有采取恐怖的手段才能控制后方：集体处决其他党派的领导人等等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太明智的手段。发动这样一场政变，我们几乎不会有任何盟友，而且可以想象，在最血腥的混乱中结束内战的责任也将落在我们身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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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透露了共产党人在马德里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完全不能指望那些共产党员军官：“对抗卡萨多的军事行动所必须依靠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没有响应。……[埃米利奥·]布埃诺（第二军）拒绝控制马德里前线。[路易斯·]巴尔塞洛（第一军）也一样。两人拒绝向党提供必要的部队以便在几小时之内粉碎卡萨多的叛乱。……[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第三军）不仅不提供必要的部队，而且允许从埃斯特雷马杜拉调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通过他的防区。正是这两个师在马德里打败了我们的同志。此外，奥尔特加用错误的情报误导党，并且始终与卡萨多保持着联系。这三个人（布埃诺、巴尔塞洛和奥尔特加）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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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陶里亚蒂企图诋毁驻守在马德里的三位最重要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所以应当记述的是，巴尔塞洛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三月十三日，他被国防委员会逮捕，随后遭到处决。[66]布埃诺上校被逮捕并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关押多年，而设法逃到阿利坎特的奥尔特加上校后来被佛朗哥的军队逮捕并被处以铁环绞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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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内格林只是国防委员会的初步目标，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政府控制在温和派和职业军官手中，他们主张与佛朗哥谈判，争取在对共和派比较宽容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与一九三一年以来的历届共和国政府一样，这代表了一种不同力量和不同观点的融合。其中一些人愿意为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继续作战，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必须立即实现和平，即使按照佛朗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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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随着马德里地区共产党部队的最后抵抗被国防委员会的军队镇压下去，委员会成员商议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他们希望作为和平条件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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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与佛朗哥政府进行谈判。［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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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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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不在合法组成的民事法庭之外提出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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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二十五天的期限内，共和派控制区所有愿意离开的居民自由离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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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非犯有普通刑事罪，保证正规军军官的生命安全、自由和军职，保证其他军事人员和共和国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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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证共和派投降后不让外国军队（即意大利军队和摩洛哥军团）进入共和派控制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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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建立在国防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根本错误的基础上，它以为在协商投降条件的谈判中军官和非激进分子可以得到佛朗哥的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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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结果没有完全确定的那一段时间，佛朗哥一直拒绝作出丝毫让步或是与共和派当局谈判，即使在梵蒂冈亲自建议时。如今，当残余的共和派军队即将土崩瓦解时，他根本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他非常清楚，共和派已经失去了斗志，对于抵御他马上就要发动的重大攻势，人民军既没有做好军事准备，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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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一月份以来，卡萨多亲自与佛朗哥在马德里地区的军事情报网（宪兵情报局）进行了接触。这个情报网由隶属于佛朗哥本人大本营的何塞·温格里亚上校指挥，它的马德里指挥所和电台设在离首都不远的托莱多小镇埃斯特万·安布兰。为了鼓励反共暴动，佛朗哥在二月六日签署了一份名为“总司令的让步”的文件并且立即传递给卡萨多，这份文件提出了投降的最低条件，这些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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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主义西班牙……对于那些只是受骗参加了内战而没有犯罪的人是宽宏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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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愿放下武器并且不像其同伙那样犯有死罪或者其他罪行的指挥官和军官将被保证生命安全，在最后时刻为西班牙的事业做出更重要贡献的指挥官和军官、在战争中所起作用较小或者没有恶意的指挥官和军官将会受到更仁慈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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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避免无谓的牺牲而放下武器并且没有犯下屠杀或者其他严重罪行的人，在享有充分的人身安全的同时还将获得安全通行权，以使他们能够离开我国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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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为在国外重建其生活的西班牙人提供保护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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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只是在赤色军队中服役或者仅仅曾经是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团体的一名成员，将不会成为需要承担罪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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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六、对于赤色分子统治期间所犯的罪行，只有法院拥有审判权。为了那些有罪者的家人的利益，将从轻给予刑事处罚。[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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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着这些含糊暧昧、让人无法放心的条件，佛朗哥于二月九日颁布了适用于所有西班牙公民的新的政治责任法，该法规定了对那些被判犯有不同于刑事罪行的政治罪行的人所实施的各种罚款、监禁及没收财物的处罚，追溯期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联系起来看，这些措施只能进一步引起国防委员会成员的忧虑，使他们强烈要求澄清佛朗哥所作出的“让步”，以便更明确地保证不被起诉以及移居国外的权利，尤其是对于职业军官。三月十二日，宪兵情报局向布尔戈斯的佛朗哥大本营报告说，卡萨多和共和派中部军区司令马塔利亚纳将军希望立即飞往北部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随后发来国防委员会当天起草的一份文件。佛朗哥简单生硬地回复说，他“要求尽快无条件投降”。[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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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卡萨多对共和派控制区发表广播讲话，他向听众保证，国防委员会的目标是实现体面的和平，接着，他在一个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民族主义军队发动新的攻势的话，共和派军队将进行抵抗，直到获得合适的条件为止。[71]这一公开声明激怒了佛朗哥。当第二天上午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特工表示他和马塔利亚纳迫切希望飞往布尔戈斯谈判时，佛朗哥明确回复说，“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因此，他们不能指望“玩弄手腕牺牲民族主义西班牙的利益”。他补充说，“以他们的声明所反映的态度，他们不应派人来”，而“应承担他们发表那些声明所造成的后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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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佛朗哥的大本营收到情报，随着小规模处决的恢复，马德里越来越不平静，尸体出现在公共场所。[73]与此同时，卡萨多表示，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以维持秩序，三月十七日解散了共和国军事情报局（SIM）并且去掉了共和国军徽上的红星。[74]而贝斯泰罗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全都在向友好政府探询协助撤离事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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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通讯系统几乎彻底崩溃后，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的特工表示，他希望两天后飞往布尔戈斯，[76]贝斯泰罗则在三月十八日的广播讲话中宣读了一份国防委员会致民族主义政府的公开声明，敦促尽快“进行谈判以保证实现体面的和平”。[77]当天夜里布尔戈斯方面回复说，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前来谈判没有意义，“至于确定投降的细节，来一个具有充分权力的职业军官就够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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