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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卡萨多对共和派控制区发表广播讲话，他向听众保证，国防委员会的目标是实现体面的和平，接着，他在一个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民族主义军队发动新的攻势的话，共和派军队将进行抵抗，直到获得合适的条件为止。[71]这一公开声明激怒了佛朗哥。当第二天上午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特工表示他和马塔利亚纳迫切希望飞往布尔戈斯谈判时，佛朗哥明确回复说，“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因此，他们不能指望“玩弄手腕牺牲民族主义西班牙的利益”。他补充说，“以他们的声明所反映的态度，他们不应派人来”，而“应承担他们发表那些声明所造成的后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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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佛朗哥的大本营收到情报，随着小规模处决的恢复，马德里越来越不平静，尸体出现在公共场所。[73]与此同时，卡萨多表示，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以维持秩序，三月十七日解散了共和国军事情报局（SIM）并且去掉了共和国军徽上的红星。[74]而贝斯泰罗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全都在向友好政府探询协助撤离事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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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通讯系统几乎彻底崩溃后，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的特工表示，他希望两天后飞往布尔戈斯，[76]贝斯泰罗则在三月十八日的广播讲话中宣读了一份国防委员会致民族主义政府的公开声明，敦促尽快“进行谈判以保证实现体面的和平”。[77]当天夜里布尔戈斯方面回复说，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前来谈判没有意义，“至于确定投降的细节，来一个具有充分权力的职业军官就够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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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仍然希望获得时间和某些保证，三月二十日，他起草了一封致［740］佛朗哥大本营的电报，电报的开头承认“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接着警告说，如果国防委员会不能通过谈判实现以有权撤离为条件的和平有序的投降，共和派控制区可能爆发新的混乱，从而导致对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报复。[79]第二天，他向国防委员会建议，派遣两名共和派中级参谋人员安东尼奥·加里霍上校和莱奥波尔多·奥尔特加少校前往布尔戈斯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关于“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起草了一份新的声明，声明要求扩大一点“让步”的范围，其中包括由民族主义政府提供“撤离的工具”。声明还要求，不许外国军队在马德里列队出现，而投降则是一次小心谨慎的军事行动，应当分阶段逐日在一系列地区进行，以保证有序和安全。[80]在卡萨多要求根据二月六日的“让步”同意这两名使者前往之后，佛朗哥很快于二十三日上午同意接待他们。[81]不过，在此期间，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坚持要求澄清国防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让步”的意义何在。为了防止谈判失败，共和派新政府三月二十二日答复说，“委员会同意向宽宏大量的首领[佛朗哥]无条件投降并且敦促有关部门[宪兵情报局]抓紧时间”，[82]从而基本上放弃了幻想，知道不可能与佛朗哥进行真正的谈判。不过，即使在这时，他的要求的确切性质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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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防委员会的代表不顾一切地寻找外国船只协助即将进行的撤离政治难民行动的同时，两名参谋人员加里霍和奥尔特加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到达布尔戈斯郊外的首领机场，与宪兵情报局的何塞·温格里亚上校和佛朗哥大本营的代表路易斯·贡萨洛上校会谈。加里霍和贡萨洛随后为各自的上司准备的报告对这次会谈过程和细节的描述略有不同。[83]两份报告同样写道，加里霍极力要求详细说明佛朗哥的“让步”，特别是第五点提到的“罪责”是否由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有效的刑法典来确定。他还问，这种责任是否需要确定由个人还是集体来承担。他反复强调，国防委员会无意保护那些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共和派代表顽强坚守的一点是，必须为那些想要移居国外的人发放有效的护照，加里霍乐观地估计这一人数不会超过四五千人，但其他与会者对此表示怀疑。贡萨洛报告说，共和派代表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一定的鼓舞，接着，他提出了佛朗哥“关于敌军投降和占领敌人领土的准则”，准则要求共和派空军的所有飞机三月二十五日解除武装飞往民族主义方面的机场投降，在那两天之后下达共和［741］派全军投降的具体命令。尽管卡萨多发送给佛朗哥的建议被接受，但共和派打算用二十五天时间逐个地区分阶段投降的计划却遭到否决，虽然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强调说，立即投降可能引发左派强硬分子的暴动，更多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将在暴动中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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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深夜十一点，国防委员会在马德里开会，二十四日下午六点，国防委员会再次开会。加里霍详细报告了贡萨洛和温格里亚对“让步”的口头说明，但这些说明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委员会代表提出的签署一份书面协议的要求遭到拒绝，它们更是没有正式的约束力。空军立即投降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卡萨多声称，由于技术原因空军不可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投降；许多人还对佛朗哥拒绝给予任何书面保证表示不满。[84]危机感越来越严重，因为委员会争取外国大力协助撤离的努力失败了，法国驻马德里领事避免代表他的政府作出任何协助撤离或接受难民的承诺，英国人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85]卡萨多以一种孤注一掷的姿态给佛朗哥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立即将它传送给佛朗哥。这封信要求佛朗哥考虑委员会的立场，要求得到更多的时间和撤离的保证，但是，它只是使佛朗哥的大本营在二十四日夜里将近十点钟时发出一封无线电报予以拒绝。[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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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国防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疯狂的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卡萨多准备向佛朗哥再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同意以佛朗哥的“让步”为条件投降，但还要求至少有一份书面文件，与关于撤离的承诺一起作为那些“让步”的保证。尽管仍然希望推迟一点投降的时间，委员会打算三天以后交出空军。[87]二十五日下午，加里霍和奥尔特加带着委员会的最后建议去首领机场进行第二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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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里霍说，民族主义方面联络官的反应比两天以前更热情。共和派代表提出了国防委员会的最新建议，但是，当被问到共和派空军是否准备立即投降时，他们不得不支吾应对。加里霍坚称，签署某种对法律责任提供担保的投降协议只是为了安抚国防委员会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反对者。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关注会谈的重点，在进一步讨论之后，他们同意共和派军官起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对先前确定的“让步”作出具体的说明。当共和派代表起草备忘录的时候，民族主义军官再次与他们的上司交换了意见，然后气势汹汹地告诉加里霍和奥尔特加，会谈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必须趁还来得及时飞回马德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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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共和派军官立即返回马德里，显然，谈判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佛朗哥的最后进攻随时将会开始。为阻止佛朗哥发动进攻作了最后一次努［742］力，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四十分，一封无线急电发往布尔戈斯，电报声称，共和派空军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投降。这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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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月中旬以来，佛朗哥一直在部署最后的“胜利攻势”，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进攻的结果毫无悬念。单是飞机，民族主义军队这时就比共和派多大约五百架到一千架。计划沿剩余的战线攻击所有主要的阵地，但重点进攻马德里南部，实现全面突破，封锁这座前首都城市，然后向东，封锁巴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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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拂晓，进攻开始。两个多月以来，共和派最后的计划是以分阶段撤退（repliegue escalonado）这一概念为基础的，按照计划，武器不足、士气低落的人民军残部试图以有序的方式一步步依次从四个防区后撤，最后集中在东南部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那里是大规模撤离的最后避难所。实际上，由于经常出现整支部队集体投降的情况，所以只有零零星星的个别抵抗。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民族主义方面对所谓“首领的让步”的广泛宣传导致负责指挥继续抵抗的共和派军官缴枪投降，宣传向敌军军官保证，他们越早停止抵抗，他们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越小。到三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前线的成千上万名士兵放下武器向东南方走去，融入平民百姓的人流中，有些人则搭乘马德里的地铁穿越整个城市消失在相反的方向。二十七日晚些时候，除了固执的贝斯泰罗拒绝离开马德里之外，国防委员会转移到巴伦西亚，马德里于二十八日下午一点正式投降。[89]大约同一时间，共和派几个主力军的军长发布了停火和准备投降的命令。在较大的城市，长枪党党徒和第五纵队的其他成员大胆地公开露面，开始接管市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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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向东和东南方的道路挤满了试图离开这个国家的难民，因此，国防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巴伦西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疏散委员会”。到这时为止，除了得到一些英国船只的承诺之外，它在争取外国协助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可以用来从共和派控制区的港口带走难民的船只寥寥可数，不过，少数官员和另一些显要却乘坐飞机——有时是强行占用的——逃往法属阿尔及利亚避难。到二十九日傍晚，卡萨多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逃走，前者乘坐的是一艘英国巡洋舰。与此同时，一则谣言到处流传，作为撤离的港口，只有阿利坎特仍然开放，因此，到三月三十日早晨，大约一万两千名难民聚集在码头附近，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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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到三月二十九日，抵抗实际上已经停止，民族主义军队迅速向前共和派控制区长驱直入。得到准许的成千上万名共和派士兵脱下军装返回家乡。第一支到达阿利坎特——这里而不是卡塔赫纳更像共和派的避难所——的部队是甘巴拉将军指挥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国防委员会曾经试图阻止外国军队介入投降的过程，甘巴拉却比佛朗哥更宽容，他承认阿利坎特码头周围是一个临时“中立区”，只要接运难民的船只很快到达，就允许他们自由离开。这个消息刚一传到布尔戈斯，佛朗哥立即撤销了甘巴拉的命令。他命令甘巴拉尽快占领整个地区，同时催促其他民族主义部队迅速赶往阿利坎特以保证他的命令充分执行。到三月三十一日，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几乎已被民族主义军队全部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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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佛朗哥将军发表了最后的新闻公报：“今天，已将赤色军队俘虏缴械的民族主义军队达到了最终的军事目的。内战结束了。”[90]对于共和派来说，国外流亡和国内镇压的年代即将到来。国防委员会对追溯既往的政治责任法的作用感到害怕有其非常充分的理由。战斗结束八个月后，此时共和派的普通士兵大部分早已被释放，西班牙的监狱突然关进了二十七万名囚犯，主要是被非法拘押的政治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法庭将判处大约五万人死刑，其中一半左右实际执行。[91]共和国和革命都失败了，佛朗哥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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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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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天，米亚哈接任委员会主席（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2页。另请参阅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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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有此前的姓名和职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马德里的报纸上（实例见《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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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桑切斯·雷克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三月七日马德里各报发表的名单里，但却见于《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93页以及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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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东尼奥·佩雷斯三月八日加入了委员会（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援引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所写的一封信说，马德里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同意帮助政变委员会，“以防止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冲突，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3页）。担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主席的地下共产党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劳动者总工会的一次会议]委派安东尼奥·佩雷斯代表我们加入委员会。维加和我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职位。懊恼愤怒的佩雷斯不得不违心地担任了一个部长职务。委员会会议表现出对共产党人最强烈的仇恨，[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把工会排除在外。”（《战胜内格林的人》，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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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39—140页；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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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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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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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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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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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另外两个版本出现在卡萨多的两本书里：《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伦敦，1939），第149—150页和《马德里的陷落》（马德里，1968），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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