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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天，米亚哈接任委员会主席（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2页。另请参阅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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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有此前的姓名和职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马德里的报纸上（实例见《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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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桑切斯·雷克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三月七日马德里各报发表的名单里，但却见于《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93页以及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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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东尼奥·佩雷斯三月八日加入了委员会（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援引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所写的一封信说，马德里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同意帮助政变委员会，“以防止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冲突，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3页）。担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主席的地下共产党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劳动者总工会的一次会议]委派安东尼奥·佩雷斯代表我们加入委员会。维加和我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职位。懊恼愤怒的佩雷斯不得不违心地担任了一个部长职务。委员会会议表现出对共产党人最强烈的仇恨，[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把工会排除在外。”（《战胜内格林的人》，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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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39—140页；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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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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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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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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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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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另外两个版本出现在卡萨多的两本书里：《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伦敦，1939），第149—150页和《马德里的陷落》（马德里，1968），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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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49页。人们应当记得，内格林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授予卡萨多将军军衔的。见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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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3页。另请参阅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8页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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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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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63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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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莱诺·萨尼亚对加尔塞斯的采访，见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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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就卡萨多政变期间西班牙局势的发展变化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第15—16页（着重体是原有的），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第34文件夹（这份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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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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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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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见采访记录，第90页，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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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恩里克·利斯特，《够了！》，第117—118页。应当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本书写于一九七一年，其时，利斯特正企图从当时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党的主席热情之花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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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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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事》，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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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鲍里斯·斯特凡诺夫，《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原因》，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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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5页。在场的其他人包括著名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和他的妻子玛丽娅·特蕾莎·莱昂，两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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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自由之战》，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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