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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向东和东南方的道路挤满了试图离开这个国家的难民，因此，国防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巴伦西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疏散委员会”。到这时为止，除了得到一些英国船只的承诺之外，它在争取外国协助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可以用来从共和派控制区的港口带走难民的船只寥寥可数，不过，少数官员和另一些显要却乘坐飞机——有时是强行占用的——逃往法属阿尔及利亚避难。到二十九日傍晚，卡萨多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逃走，前者乘坐的是一艘英国巡洋舰。与此同时，一则谣言到处流传，作为撤离的港口，只有阿利坎特仍然开放，因此，到三月三十日早晨，大约一万两千名难民聚集在码头附近，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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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到三月二十九日，抵抗实际上已经停止，民族主义军队迅速向前共和派控制区长驱直入。得到准许的成千上万名共和派士兵脱下军装返回家乡。第一支到达阿利坎特——这里而不是卡塔赫纳更像共和派的避难所——的部队是甘巴拉将军指挥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国防委员会曾经试图阻止外国军队介入投降的过程，甘巴拉却比佛朗哥更宽容，他承认阿利坎特码头周围是一个临时“中立区”，只要接运难民的船只很快到达，就允许他们自由离开。这个消息刚一传到布尔戈斯，佛朗哥立即撤销了甘巴拉的命令。他命令甘巴拉尽快占领整个地区，同时催促其他民族主义部队迅速赶往阿利坎特以保证他的命令充分执行。到三月三十一日，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几乎已被民族主义军队全部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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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佛朗哥将军发表了最后的新闻公报：“今天，已将赤色军队俘虏缴械的民族主义军队达到了最终的军事目的。内战结束了。”[90]对于共和派来说，国外流亡和国内镇压的年代即将到来。国防委员会对追溯既往的政治责任法的作用感到害怕有其非常充分的理由。战斗结束八个月后，此时共和派的普通士兵大部分早已被释放，西班牙的监狱突然关进了二十七万名囚犯，主要是被非法拘押的政治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法庭将判处大约五万人死刑，其中一半左右实际执行。[91]共和国和革命都失败了，佛朗哥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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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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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天，米亚哈接任委员会主席（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2页。另请参阅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斯大林的背信弃义》，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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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有此前的姓名和职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马德里的报纸上（实例见《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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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桑切斯·雷克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三月七日马德里各报发表的名单里，但却见于《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93页以及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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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东尼奥·佩雷斯三月八日加入了委员会（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援引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所写的一封信说，马德里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同意帮助政变委员会，“以防止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冲突，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3页）。担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主席的地下共产党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劳动者总工会的一次会议]委派安东尼奥·佩雷斯代表我们加入委员会。维加和我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职位。懊恼愤怒的佩雷斯不得不违心地担任了一个部长职务。委员会会议表现出对共产党人最强烈的仇恨，[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把工会排除在外。”（《战胜内格林的人》，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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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39—140页；另请参阅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西班牙内战的结束》，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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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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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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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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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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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另外两个版本出现在卡萨多的两本书里：《马德里最后的日子》（伦敦，1939），第149—150页和《马德里的陷落》（马德里，1968），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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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塞希斯孟多·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49页。人们应当记得，内格林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授予卡萨多将军军衔的。见比森特·乌里韦《回忆录》（打印稿），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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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3页。另请参阅卡萨多《马德里的陷落》，第158页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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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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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563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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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埃莱诺·萨尼亚对加尔塞斯的采访，见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标志》。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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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就卡萨多政变期间西班牙局势的发展变化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第15—16页（着重体是原有的），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第34文件夹（这份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卡萨多《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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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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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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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四〇年我在墨西哥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采访，见采访记录，第90页，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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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恩里克·利斯特，《够了！》，第117—118页。应当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本书写于一九七一年，其时，利斯特正企图从当时党的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党的主席热情之花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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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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