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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巴塞罗那举行婚礼的民兵组织成员。©TP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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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聚一堂。在刚刚占领的特鲁埃尔,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第十五国际旅作战处长马尔科姆·邓巴(左一)、赫伯特·马修斯(左二)以及共和军将军恩里克·利斯特(Enrique Líster,右一)在一起。©TP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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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国民军的德国秃鹰军团发明了恐怖的轰炸方式,此后不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泛使用。格尔尼卡轰炸是秃鹰军团最臭名昭著的行动。胡戈·施佩勒指挥其飞机编队,威廉·里特·冯·托马指挥地面部队。©TP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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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军最后的绝地反击:共和军跨过埃布罗河。©TP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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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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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作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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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版原作中)我使用了那些有常见英文转写的地名,例如马洛卡(Majorca)、纳瓦拉(Navarre)、塞维利亚(Seville)、阿拉贡(Aragon)、哥多华(Cordova)、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萨拉戈萨(Saragossa)。不过,对于那些当代地图中用巴斯克语或加泰罗尼亚语标注的城镇或街道名称,当它们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书面材料上以西班牙语出现时,我一律使用了它们的西班牙语版本名称,格尔尼卡(Guernica)、马尔萨(Marsa)、兰布拉(the Ramblas)等一系列名称均为如此。美国记者和志愿兵引用的一些西班牙语单词或短语中的错误已被直接更正,但我并未对在他们的书信和日记中偶尔出现的不规则英文拼写和标点使用做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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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前言:远离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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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4日,破晓时分,两名泳者光着身子、沾满泥浆,他们耗尽最后一丝气力,颤抖着,走出冰冷刺骨的河水,爬上了西班牙埃布罗河(Ebro River)的河岸。来自比利牛斯山脉消融的雪水令这里的水位涨了不少。两人都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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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正战火纷飞。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内部纷争不断的西班牙共和国民选政府一直在抵抗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发动,并受到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支持的军事叛乱。佛朗哥加封自己为“大元帅”(Generalissimo),将放着阿道夫·希特勒照片的相框摆在办公桌上,还称德国为“我们要永远追随的榜样”。[1]这天黎明,战机在埃布罗河上空遮天蔽日,全部是顶级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驾驶它们的,是来自德国的飞行员,将它们送给大元帅的,是“元首”。地面上,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借给佛朗哥总数将近8万人的部队供其差遣,来自意大利的步兵和坦克刚刚帮助后者发动了整个内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攻势。自西部面积占全国土地三分之二的佛朗哥控制区发起,这次强有力的行动的目标是向地中海进军,将西班牙共和国剩余控制区撕裂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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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场佛朗哥为争权夺利发动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欧洲爆发过的最为激烈的冲突,其标志性的极端野蛮行径堪称空前绝后。他的军队将城市炸成一片焦土,折磨政治对手,杀害工会人士,用机关枪扫射住满伤患的病房,在妇女的乳房上烙上佛朗哥军队纹章的烙印,并用绞喉(garrote)执行死刑——这是一种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刑具,有一个铁制的颈围,受刑者会被颈围扼住喉咙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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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这场新攻势痛击的共和军正在混乱地溃退,想要赶在佛朗哥的士兵、坦克和轰炸机到来之前向东溃逃。由于推进速度奇快,在部分地区,佛朗哥的部队已包抄至共和军前方。共和军中有数千名来自他国的志愿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美国。有的已经被杀害了。佛朗哥刚刚宣布,外国志愿兵只要被俘就将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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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西班牙东北部的崎岖山地,湍流不息的埃布罗河这条西班牙最大的河流,成为死亡与生存的分界线:河东岸仍然在共和军手中。靠着北极星的指引,曾有被困在战线后方的小股美国志愿兵乘着夜色成功溜过了佛朗哥军队的驻地。经过三天没日没夜的赶路,在由盘旋在天空的侦察机引导的敌军步兵、坦克和骑兵部队紧追不舍之下,他们赶在黎明前抵达了埃布罗河岸,到达了地图上显示有一座桥的地点附近。他们发现,桥已经被炸毁了,附近也没有船只。几个不会游泳的人拼命从一处废弃农舍拆下门板作为浮筏,其他不会游泳的人紧抱着一根圆木下了水。湍流卷走了人群,至少六人——其中四人身上有伤——淹死在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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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三个会游泳的美国人脱掉了靴子和身上的全部衣物,一头扎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其中一人在远处的下游上了岸,来自纽约的两个年轻人约翰·盖茨(John Gates)和乔治·瓦特(George Watt)——后者的脚踝扭伤了,手上还有一处弹片伤——则一起成功在对岸登陆。清晨到来之际,他们向东出发,希望找到能告诉他们所在部队残部大概方位的人。“我们一丝不挂,光着脚,走在一条似乎向前无限延伸的路上,尖锐的石头和植物的芒刺割着我们的双脚。”瓦特回忆道,“我们冷得直打哆嗦,走到大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双脚血流不止……有辆卡车沿着路开了过来。我当时就在想,看见两个裸体男人站在路上,司机的脑海里会浮现什么想法。他递给我们两条毯子,然后把车开走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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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茨的回忆中,故事接下来是这样的:“我又累又饿,感觉自己一步都走不动了……我们躺在路边,也没去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太累了,已经不在乎了……突然,一辆小轿车来到我们面前。车子停下后,里面走出了两个人。在我一生当中,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出现让人感觉更棒了……我们紧紧拥抱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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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黑色麦福特牌双座式敞篷车(Matford roadster)里坐着的,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Matthews)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后者当时正为北美报业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NANA)做战地记者。“两位作家带来了好消息,告诉我们许多朋友都安然无恙,”盖茨写道,“我们则把那些并不平安无事的人的坏消息告诉了他们。”[3]海明威与马修斯此前经常对在西班牙的美国志愿兵进行报道,很熟悉其中的一些人。很多人现在失踪了,包括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第十五国际旅指挥官罗伯特·梅里曼(Robert Merriman)少校,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十英里外,当时,他正率领一队士兵,即将被佛朗哥部队包围。河边的四人均不知道关于其下落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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