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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与其他经历过1960年代的人同样强烈。任何人对一个时代和地点产生兴趣通常都来源于这样的疑问：我在当时会怎么做呢？我常常愿意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一样，会去西班牙。不过我也知道，故事还有它更黑暗、更不浪漫的一面。由于苏联是唯一向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的大国，它索取了大量回报。一些西班牙人成了约瑟夫·斯大林在冷酷地对付他那些虚虚实实的敌人时的受害者，而这正是他的专制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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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最出乎我意料的地方，我曾见过警示世人他的多疑所引发的死亡的鲜活例证。1991年时，我正在研究一本有关俄罗斯人要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遗产的书。就在这一年，当苏联很快就要解体时，当局终于解除了对外国记者旅行地的限制。于是，我得以访问一个几乎从没有西方人去过的地方，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这座由摇摇欲坠的灰褐色混凝土建筑构成的偏远破败的城市曾经一度是将囚犯送往煤矿工作的古拉格劳工营的庞大网络的中心。离开市区几十英里，在一座荒凉的乡下墓地，冰雪长年累月的封冻与消融使那些简陋的自制金属十字架墓碑或歪斜或水平地散落在地面上。电线在它们上方穿过，废弃塑料袋和垃圾在中亚大草原持续不停的大风中四处飘荡。令我意外的是，许多墓碑上都刻着西班牙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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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到，苏联曾经接收过数千名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儿童。除此之外，内战结束后，停靠在苏联港口船只上的西班牙水手，以及几百名在苏联进行训练的西班牙飞行员无法回到祖国。同上百万苏联人一样，这些西班牙人当中的许多人成了斯大林疑心病的牺牲品。估计有270名西班牙共和国公民被送进了古拉格，许多人因饥饿、疲劳和冻伤慢慢死去。在我见到的这所公墓附近，至少有60人被关押在一座拥挤且被三面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围栏包围着的劳改营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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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如何将西班牙内战的这两幅场景重合在一起？西班牙人抵抗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支持发动的政变的确是正义的。可是，是否因为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班牙共和国才注定难逃厄运？简而言之，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们是在与最坏的盟友一起为最好的事业而战。对此，他们有何体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如果你身处一场搏命的恶战中，你会奢侈到有工夫去操心自己的盟友是谁吗？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使我想要去探寻这段历史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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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绝大多数来到西班牙的美国人都将自己视作共产主义者，我们若是不理解当时共产主义为何具备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及苏联为何对太多人来说就像一座希望的灯塔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在我的一个来自林肯营的朋友离开西班牙65年后，也是在他退出美国共产党45年后，在他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国际歌》。这首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歌曲；现在，它是几名努力回忆歌词的老人口中哼唱的曲子，也许，他们同时还在努力回忆着年轻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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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基本失去了市场，有时候，曾在它们彼此的支持者间爆发过的论战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中世纪的宗教争论一样遥远。同样烟消云散的，还有那个曾被广泛传播过的信念，即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机之中，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即便对于谁的蓝图正确存在各种争吵，指引未来的蓝图却是存在的。尽管这些问题多数都让人感觉很遥远，但在其他方面，1930年代的西班牙似乎依旧同今天的许多国家极其相似：巨大的贫富差距，威权体制与成百万乃至上千万公平获得土地、教育和其他许多东西的权利被长期否定的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斗争。这些，令1930年代的西班牙成了它那个时代一个意义重大的战场，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战场同样会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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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其他一些问题同样怀有疑问。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所处的政治世代中的许多人始终强烈反对战争；他们尤其反对的，是那些美国对他国内战或内政进行干涉的行为，不论它们发生在越南、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伊拉克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一直认为，如果当年我们的政府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话，世界本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将前往西班牙参战的老一辈美国人视作英雄。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军事介入一场遥远的冲突是否曾经具有正义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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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多的美国人跑去参加他国内战，这无疑是仅有的一次——甚至，即便自己的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去阻止他们，他们依然照去不误。他们几乎来自美国的各个州，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常青藤毕业生，也有搭货运列车找工作的人。让他们前赴后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又学到了什么——关于自己，关于战争，关于他们报名参军保卫的国家，关于他们抛在身后的祖国？后来有人感到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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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探索这段历史时，我发现，吸引部分美国人前往西班牙的，并非林肯营正在进行的战斗，而是发生在后方、远没那么广为人知的社会革命。在这些人中，有个热情如火的肯塔基年轻女孩，她原本正在度蜜月，早在任何一名林肯营志愿者到达西班牙的几个月前，她就已经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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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另一群人同样感到好奇。作为一名曾经经常在国外、有时还要在冲突地带进行报道的记者，我想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报道过这场战争并受到大力神化的美国记者。马修斯、海明威和他们的同事是否准确理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他们炽热的情感——正常情况下，没人听说过战地记者会向白宫发电报——是否扭曲了他们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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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决定对这些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美国人的生平进行研究。我稍微扩大了研究范围，将三个英国人也囊括其中：一个与美国人并肩作战，一个是他们的敌人，第三个则是所有美国读者都很熟悉的人。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是对这场战争的完整记录，甚至都算不上美国人参战情况的完整记录。更准确地说，这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那些足迹穿越大洋、远离故土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的集合。历史不是事先就被安排好的，不论这些男人和女人多么勇敢，他们当中一些人拥有的信念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就好似空想；毕竟，理想主义与勇气并不总是智慧的同义词。尽管如此，了解他们的故事，思索自己在那个时空下可能做出的抉择，依旧会让人感动至深。在这趟深入他们人生的旅程的驱动下，我与他们的后代会面，前往图书馆和档案馆，见到了几份常年被藏在书柜和抽屉里的文件。最后，我踏上了埃布罗河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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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Reaction，Revolution，and Revenge. New York：Norton，2006.，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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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tt，George. The Comet Connection：Escape from Hitler’s Europe.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0.，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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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ates，John.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New York：Thomas Nelson & Sons，1958.，pp.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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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att，George. The Comet Connection：Escape from Hitler’s Europe.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0.，pp.107-108；Gates，John. 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New York：Thomas Nelson & Sons，1958.，p.60.对这次会面的回忆，四名当事人的说法虽有差别，但差距并不大，对此，我在第18章注释20中还有更详细的记录。另请参见海明威于1938年4月4日向NANA发送的报道，以及马修斯于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的叙述，以及对瓦特的访谈（John Gerassi Papers，ALBA 018，Box 7，Folder 6，p.56）。据说，Gerassi的The Premature Antifascists：North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An Oral History（New York：Praeger，1986）一书曾因歪曲书中受访者的话而遭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批评。有鉴于此，我基本上没有引用该书的内容。不过，存放于ALBA 018中的访谈手稿——有些已经过志愿者的编辑校订——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在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林肯营志愿者访谈的已公开文字记录中，上述档案包含的数量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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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估算人数包括了医疗志愿者。在ALBA数据库的维护者Christopher Brooks的作品中给出的数字是2644名志愿者，734人死亡。不过，他与其他研究林肯营的学者相信这两个数字都应该更大。林肯营的部分早期记录与在本书第148页提到的那两辆卡车一起消失了；更多记录则散失于其他时候，尤其是1938年3～4月的混乱大撤退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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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tthews，Herbert L. 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6.，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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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Vincent Sheean发送的电报，参见Voros，Sandor. American Commissar. Philadelphia：Chilton，1961.，pp.430-431。马修斯是经由数位中间人向罗斯福发报的，他在电报中这样说道：“除非能马上有200架战斗机，否则一切就要落下帷幕了。”Jay Allen to James Roosevelt，28 March 1938，James Roosevelt Papers，Box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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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hapman，Michael E. Arguing Americanism：Franco Lobbyists，Roosevelt’s Foreign Policy，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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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来自《旧金山纪事报》的另一个林肯营老兵是教育版记者James B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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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Espagne libre（Paris：Calmann-Lévy，1946），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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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dam Hochschild，The Unquiet Ghost：Russians Remember Stalin（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3），p.56.在此我要对Eric Tabb致以谢意，他是一个林肯营老兵的儿子，就这一问题向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以下是270这一估数的出处：Luiza Iordache，Republicanos españoles en el Gulag，1939-1956（Barcelona：Institut de Ciències polítiques i Socials，2008），p.136，quoted in Young，Glennys. “Fashioning Spanish Culture in the Gulag and Its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The Case of the Karaganda Spaniards.” Conference paper，University of Cambridge，29 June 201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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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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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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