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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突本身并未引起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革命，但罢工还是令他们部分诉求得以实现。工会力量深植码头工人之中，并且，直到几十年后起重机取代了码头工人手中用来搬运集装箱的吊货钩为止，工会都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当时，鲍勃·梅里曼在为罢工宣传办公室义务工作，他近距离见证了这场劳工运动的历史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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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运动是令梅里曼接触政治纷争的左膀，他在伯克利所处的环境则是右臂。作为摄影师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丈夫，当时在他学部教书的经济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就是一例：这对夫妇深入加州被烈日灼烧的地区，调查并公布了在这里生存的移民农场工人的悲惨生活条件，这些人可以称得上是这个国家的贫苦人群中最贫困的那一群人。对于其他许多左翼人士——希望罗斯福新政更加深化的民主党人、支持将工业向公有制进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大批小型宗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伯克利也是他们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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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梅里曼一家开始对苏联产生了兴趣。他们并不是唯一认为应向苏联投以赞许目光的美国人。面对这样一个工人们冒着流血的危险也要团结起来的美国，一个其经济制度将无数人推入绝望深渊的美国，人们肯定有其他选择。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每一天，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在强调这个国家所面临危机的巨大和深重。费城的10名假释犯人要求法庭重新将他们收监，原因竟是他们在外面根本找不到工作；芝加哥财政资金耗尽，已无力支付学校教师的薪水；阿巴拉契亚[12]的男女老少要靠吃杂草、树根和蒲公英为生。看起来，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最后阶段。相比之下，计划经济难道不能让失业的民众得到工作，去建造急需的住房、学校和医院吗？这些难道不正是苏联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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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脑海中的美国共产党是最终失败了的苏维埃政权的仆从。但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所写的那样，它曾是“美国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最具活力的左翼组织”。[13]它曾在诸如旧金山海岸大罢工等大型劳工运动中扮演过极具影响力的角色，还在组织农场工人方面做出过开拓性贡献，正因如此，尽管成员很少，美共却在组织以外赢得了广泛尊重。在那个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都十分严重的年代，它开展运动，号召非洲裔美国人取得陪审权和选举权，还为实现女性权利而奔走。亲眼看见美国共青团员颇有反抗意味地领着刚被公寓赶出去的租户一起，将他们的家具和随身物品拿上楼，带他们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一名来自纽约，后来在西班牙与梅里曼不期而遇的工会成员加入了美共。“这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组织，他们确实在做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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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的危机感已无比深重，以至于在1932年的总统大选中，52名杰出的美国作家——包括舍伍德·安德森[15]、西奥多·德莱塞[16]、约翰·多斯·帕索斯[17]、兰斯顿·休斯[18]和埃德蒙·威尔逊[19]在内——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甚至连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名非共产主义者的上流社会记录者，也在向他的女儿强调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读一读《资本论》中令人生厌的‘工作日’那一章，看看你面临的情况是否和书里说的一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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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在一天天过去，答案则愈发清晰：在将国家从衰退中解救出来的进程中，新政的作用甚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情况似乎还要更糟。凭借穿着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开展的一系列街头暴力活动，阿道夫·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权力，焚烧书籍，解雇犹太裔教授，令德国退出国联，并将超过5万名德国公民以“保护性监禁”的名义投入了监狱和集中营。1934年，在那个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在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下，党卫军特遣队屠杀了包括一名前总理在内的超过100名纳粹运动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其中一人是被镐活活打死的。第二年，德国大幅提高了军费开支，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他们被纳粹宣传头目约瑟夫·戈培尔称为危害欧洲人民的“梅毒”。在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麾下的准军事组织黑衫军到处恫吓任何敢于反对法西斯独裁专政的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军国主义化的大日本帝国发动了军事行动，野蛮地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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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遭受经济大萧条冲击的国家，右翼和左翼力量展开了激烈交锋——看上去，取得胜利的总是右翼。1934年秋天，当有意革命的西班牙矿工以炸药将自己武装起来，并控制了矿井、工厂、银行和阿斯图里亚斯省[21]的其他行业时，在他们当中，至少有1000人遭到了政府军步兵和炮兵的屠杀。这些军队包括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西班牙外籍军团（Spanish Foreign Legion），他们常常耀武扬威地戴着用铁丝将受害者的耳朵串成串的项链，有时甚至会砍下矿工的双手、舌头和生殖器。起事的矿工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他们中的数千人被扔进监狱。率领这支“凯旋之师”的，是欧洲最年轻的将军之一，言辞强硬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个被美联社称为“西班牙风云人物”的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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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苏联发生的各种事听起来则更能令人看到希望。在那个对无数人来说大难临头的年代，苏联成了数百万人寄托希望之地。那里没有罢工——至少在美国，人们从未听说过——此外，不论这个新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失业都不是其中之一。当时的苏联经济正显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以至于约瑟夫·斯大林曾在亨利·福特那里订购了7.5万辆A型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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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远不只如此：苏联人还在对外招聘。在苏联政府发布了面向美国工程师和技工的工作机会后，八个月内，就有超过10万人应聘。还有好几千人希望能在到达苏联后找工作，于是拿着旅游签证就出发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来者已经多到让原来每周出版一次的英文版《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变成了日报。沃尔特和维克托·鲁瑟（Walter and Victor Reuther）是一对兄弟，后来成了重要的工会领袖，为高尔基市（city of Gorky）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的他们就是在苏联找到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两个。一本名叫《新俄国识字读本：五年计划的故事》（New Russia’s Primer：The Story of the Five-Year Plan）的读物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长达七个月之久，而它原本是为苏联的学龄儿童编写的。“你们的船，就要在这场突然降临到我们头顶的大型金融风暴中沉没了，”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告诉收音机前的美国听众，“大船当中，既未在波涛中颠沛流离，也不必用无线电发出求救信号的，只有苏联这一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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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成了伯克利经济学部的首席助教，可在内心深处，鲍勃·梅里曼依旧是个行动派。相较那些在教科书中出现的，与被大萧条所困扰的世界没什么关系的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图，他对一个正在进行自我重塑的社会显然更感兴趣。尽管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却开始向他们的圈子靠拢。经济学部的首席教授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但他告诉鲍勃，他相信理解苏联的新体制是十分重要的。梅里曼想，为什么不在该主题下选取一个方向，撰写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呢？1934年年末，他完成了课程作业，并且，就像加尔布雷斯所写的那样，“学校给了他旅行奖学金，在学校的各种奖励中，这种奖励相当少见”。[24]尽管做出出国的决定是件痛苦的事，玛丽昂还是将时年10岁和13岁的两个妹妹放在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儿童教养所（鲍勃的一位教授是这家教养所的董事会成员）。上述奖学金能提供900美元以做海外学习之用，加上夫妇二人的积蓄，这些已足够让梅里曼一家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旅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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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tkins，T.H. The Great Depression：America in the 1930s. Boston：Little，Brown，199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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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 Jr.，1867～1943），美国金融家、慈善家，J.P.摩根之子。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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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tkins，T.H. The Great Depression：America in the 1930s. Boston：Little，Brown，199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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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处引用的信件现全部存放于档案Robert Hale Merriman Papers，ALBA 191，Box 1，Folder 1中。它们大多没有标注日期，偶尔出现的日期后面附着铅笔标记的问号，显然是后来添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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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曾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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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o Warren Lerude，31 December 1985.此处我要感谢Lerude教授寄给我这封信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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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寄宿舍（rooming house），内有家具，分间出租，只提供住宿不提供膳食的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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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罗伯特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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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erude，Warren，and Marion Merriman.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86.，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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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nny Harriman Video oral History Collection，ALBA Video 048，Box 11，Container 2，interview with Marion Merriman Wachtel；Lerude，Warren，and Marion Merriman.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86.，p.21；Wyden，Peter. The Passionate War：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3.，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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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也称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缩写USNA），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因此又称“安纳波利斯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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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指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南部、亚拉巴马州北部、密西西比州北部和佐治亚州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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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an Ofttold Tale，”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38（2），June 2010，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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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isher，Harry. Comrades：Tales of a Brigadista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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