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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o Frances Scott Fitzgerald，15 March 1940，in The Crack-Up，ed. Edmund Wilson（New York：New Directions，1956），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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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是西班牙的自治区兼省之一，位于西班牙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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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ocialists’ Chief arrested in Spain，” New York Times，14 October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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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1 October 1931.George Bernard Shaw，A Little Talk on America（London：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1932），quoted in Tzouliadis，Tim. The Forsaken：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Gulags：Hope and Betrayal in Stalin’s Russia. London：Little，Brown，2008.，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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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albraith，John Kenneth.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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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2 应许之地，黑色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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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身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雄心勃勃的美国年轻人来说，最令他们觉得光芒四射的职业之一便是驻外通讯员：精挑细选出来的记者们用电报经由海底电缆传回最新报道，向国内的读者介绍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对出身于费城贫民窟的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来说，能够成为这群精英中的一员不啻鲤鱼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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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一开始给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开始用手推车到处叫卖鱼和水果，”费舍尔后来写道，“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他的叫卖声：‘桃子！新鲜的桃子！’有时我负责把空手推车推进马厩，妈妈则负责洗车。只要付不起房租，全家就得搬家——这是常有的事。16岁之前，我从没住过有电和自来水的房子，也没用过室内厕所，除了厨房兼卧室里的煤炉，我没用过任何采暖设备。”[1]他们的食物也很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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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摆脱困窘生活的费舍尔选择了新闻行业作为通往更迷人生活的道路。一战结束后，他说服《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向他支付报酬，以换取他从柏林发回的报道——当时的德国正面临着毁灭性的通货膨胀，美元在当地算是硬通货。很快，靠着和编辑拉关系与快速掌握外语的能力，他来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向备受尊敬的纽约自由主义周刊《国家》（Nation）杂志以及《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等报纸投递了上百篇稿件。1920年代末那几年，他每年都要乘坐蒸汽轮船回国发表演说，利用当时美国社会对听上去比较权威的外国事务专家的喜好牟利。他的图书与演讲让他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在美国国内做巡回演讲时，其他记者还会找他进行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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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费舍尔娶了一名俄罗斯女子为妻。不久之后，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二人在莫斯科被抚养长大。费舍尔对女人的嗜好就像他对旅行的嗜好一样大，这让他在地球上好几块不同的大陆留下了不少风流韵事，还让他成了不止一个私生子的爸爸。不过，他对原配妻子的爱一直没有改变，后来，即便在彼此成为陌路人许久之后，他们仍会定期给对方寄去深情的书信。193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发展出了一项副业：每年夏天的几周时间里，他会带领来自美国的旅游团展开穿越苏联之旅。尽管有时候爱穿着典型俄国农民式的上衣和凉鞋来显示自己与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依然很享受这些旅游项目为自己带来的额外钞票，并且还曾因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而自豪了一整年[2]，这是名“坐拥数百万家财的投资银行家”，在纽约拥有一间顶层公寓，在康涅狄格州拥有房产，在加拿大拥有一条可以进行私有化三文鱼捕捞的河流，还收藏着一堆毕加索的画作。（后来，沃特海姆的女儿芭芭拉·杜希曼［Barbara Tuchman］成了历史学家，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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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个年代许多因战争和经济萧条而恐惧的人一样，费舍尔也在一直寻找一种能让他搞清楚世界本质、允诺给人们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主义”。他曾经写道：“我无法想象，要是没有什么高出我自身的存在让我信仰，我要怎样生活。”经过年轻时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短暂纠缠，他最终在苏联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我也被卷入了它的洪流之中……宏伟蓝图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坚定向前的脚步……我曾在夜晚伫立在火车窗前，忍受可怕的失眠，注视着火车穿过俄国几无变化的绵延土地。窗外没有亮光，长达几百英里的旅途中，一片黑暗。这里的人们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度过一生的。高中时我是靠煤油灯完成学业的，这不会毁掉你，但有明亮的灯光显然会更好。直到现在我都讨厌把灯关掉……现在，电灯泡开始向这贫瘠、黑暗的俄国村庄进军了……俄国正在努力从远古的泥潭中脱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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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似乎正在像变戏法似的将一个落后国家急速带进工业时代。像许多“主义”一样，共产主义也拥有自己的“活先知”。1927年，正在陪同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的费舍尔曾和约瑟夫·斯大林一起度过了大半天的时光，后者温和的腔调和军人般简洁干练的作风征服了一大批外国访问者。“在他与我们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以后，我对他的力量、意志和信念的尊敬进一步增加了……他那冷静的声音所反映的是内心的力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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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的费舍尔从来没有笑容。严肃的面容，宽阔的肩膀，浓密的黑发，让人印象深刻的黑色眉毛，他的外形并不合所有人的胃口。当时还是一名驻莫斯科年轻通讯员的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5]认为他是个“面色灰黄、沉闷呆板但又极度热心的人，多年以来从未改变自己对党的路线的坚定追随”。[6]一次，在二人与一名大坝工程师的谈话中，当此人不甚明智地暗示这里的建筑工人事实上都是来自监狱的犯人时，费舍尔马上改变了他们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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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费舍尔成为他在莫斯科所扮的演角色的，不仅仅是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愫，还有他对接近权力与获得认可的渴望，在成长道路上，他从未得到过这些。在他保存的许多照片中，除费舍尔之外的人往往要么是总理、将军，要么是内阁部长。一次从西欧旅行返回莫斯科后，费舍尔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面见，以便“可以给您介绍我旅途之中的种种见闻……再和您探讨一下国际局势”，[7]相比之下，大多数记者肯定会去采访些其他人。并没有记载显示斯大林是否做出了回复，但苏联官方显然十分清楚要如何满足费舍尔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在1932年的一次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举办的宴会上，费舍尔因“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而和另外两名外国通讯员一起受到了嘉奖。这样的恭维获得了回报：“太阳照耀克里姆林宫：路易斯·费舍尔先生认为苏联是个快乐又忙碌的国度”，几年以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他一部著作的评论用上了这样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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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采访，费舍尔都会巧妙地运用熟练的俄语、法语和德语结交政客。靠着与这些人分享来的各色新闻和小道消息，他把自己的黑色皮面记事本写得满满的，上面尽是来自这些大人物的谈话，这些令他的文章充满了“来自国际政治宏大舞台上的内幕消息”的气息。他渴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舞台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断地给那些真正处于舞台之上的人各种“建议”。“首相……看着我，斟酌着自己的说辞，”他在回忆录中的一段里这样写道，与之相似的段落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有很多，“‘我很高兴你能够与我坦诚相谈……若是你还有更多的意见，再写信给我，或者来当面见我，都可以。’”[8]他还很自豪地描写过一位苏联的杰出将军是如何为了记录费舍尔向他本人的进言而专门召唤速记员到场的。很显然，那些被他采访过的大人物都意识到，要想让费舍尔写出一篇对自己有利的报道，热心听取他的“建议”是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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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记者林肯·斯蒂芬斯[9]著名的说法，想在苏联寻找能够走得通的未来道路的外国人一般都能实现愿望，费舍尔也不例外。他在193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苏联秘密警察“不是单纯的情报部门和民兵组织，它还是个巨大无比的工业企业，一所巨型的教育机构”，经营着许多事业，还运营了莫斯科迪纳摩足球俱乐部，并慷慨地将其大门向外人敞开。[10]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营地”为囚犯提供有益健康的室外工作机会，努力对他们进行改造。还是在这本书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热烈地书写了博尔舍沃（Bolshevo），一座靠近莫斯科，用来流放犯人的田园牧歌式的“政绩村”。在这里，苏联当局向上百名外国访问者展示了这些囚犯被慷慨赐予的各种福利，包括运动器材、电影院、美术馆和为他们开设的各种学习课程等。费舍尔写道，这里犯人的待遇实在是太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和我说，他们实在是太爱这个地方了，根本没办法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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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同胞间的友谊总能快速建立起来。在克里姆林宫以北几个街区的网球场上，费舍尔成了刚从伯克利来到苏联、体格健壮的年轻经济学家鲍勃·梅里曼的长期搭档。费舍尔写道：“这个爱笑的高个子男人总是极力向我保证，就算他在场上赢了我，我球打得也比他要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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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鲍勃和玛丽昂离开了加利福尼亚，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内华达以东的地方。他们先是搭乘破旧的小型公共汽车横穿美国，鲍勃会帮着司机驾驶，他们的车费也因此降低了。一路上的景象不断提醒着他们，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处于饥饿、无家可归和失业当中：工厂停工，人们在人行道上排成长队，有的在等待递交求职申请，有的在等着盛施粥处的热汤。他们在费城和纽约看到的，是胡佛村里的人们围在明火四周取暖。随后，他们搭轮船穿过大西洋，每晚伴着音乐跳舞打发时间。接下来，他们先后在伦敦与哥本哈根落脚，然后搭上了一艘去往赫尔辛基的破冰船。最后，他们乘火车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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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样出身伯克利的朋友将二人介绍给了一名俄国女士，此人是一份供苏联农民阅读的官方报纸的主编。了解到鲍勃计划就苏联农业这一主题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后，这位女士请鲍勃将他在苏联全境旅行期间写作的有关集体农庄的文章发给她。鲍勃还学习了俄语，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听课，同一时间，玛丽昂则在为从英国和美国来的商人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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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长相俊美、受人喜欢的年轻夫妇迅速成了当地美国人社区中的红人。鲍勃因其出众的桥牌和扑克技巧而备受人们欣赏，由于能够前往那些不对外交官开放的区域旅行，他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朋友也常常从他那里获取相关信息。一位领事在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中指出，梅里曼对于苏联的热情非比寻常，他“愿意与来访的美国人展开对话，说服他们回国后要求美国就对苏政策做出改变。他甚至还向一些来访的旅行团发表过正式演说”[12]——很可能是那些由费舍尔带领的旅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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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向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左翼小报《太平洋周报》（Pacific Weekly）发回了一系列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文章：莫斯科建成了72所新学校和新的地铁交通系统；苏联的领袖们获得了“来自人民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未曾得到过的”；工人们的休息室既宽敞又干净；9.9万台新拖拉机和2.5万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给予了苏联农民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的机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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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一场苏联农民从未想到会成为现实的史上最具灾难性的饥荒才是实际上发生的。饥荒发生在1932～1933年之交的冬天，是由一场梅里曼来到的两年以前、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引发的。富农们先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在配备了机关枪的军队的监视下，被货运车厢送到这个广袤国家的边缘地带。其他农民则从自己耕种的小块私人土地上被驱赶到了大型集体农庄——当局信心十足地认为这一举措将迅速地提升食物生产效率，以满足人口快速膨胀的城市所需。如意算盘并未打响。农民们也并没有坐等牲畜成为新生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他们杀掉了超过7000万头牲畜，然后将它们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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